结语 高飞的鸟减轻灵魂的负担工业化与国运轮转（第8/9页）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工业意识的民族来说，清洗农业时代残余的工作实在是太难了。从事后看来，当时每一场运动都有过激之处：在确立目标的时候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具体执行的人员往往比小孩子还幼稚。这是新中国的童年时代，是我们父辈出生、长大、确立世界观的历史阶段，充满了火红的建设激情与激进的政治运动。

生于这个新中国的第一代人，对未来的看法和我们生于农业社会的祖辈天差地别。到了我们的父辈成年时，工人已经成了人人向往的职业，工业是所有人都认同的幸福来源。更多的人口受过了工业化的教育，不再满足于改良版的农业生活，不愿意留在闭塞的乡村，哪怕这个乡村已经通了电、用上了化肥、开设了卫生所。报纸、广播、图书馆，给所有识字的人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每个人都知道世界上不只有贫瘠的乡村和吃饭凭粮票的城市，还有发达的工业国和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所以，尽管工业化社会扩展得越来越快，中国的工业人口已经从几百万人增加到了2亿，我们的父辈还是躁动不安。其中有些人更是没进城的想进城，进了城的羡慕外国，出了国的希望永远留在欧美的土地上。就如电影《人生》里，农村孩子高加林回答“你愿意去南京、苏州吗”时所说的：“我……联合国都想去。”

这种躁动是工业化教育的结果。30年的时间，10亿中国人的梦想从三十亩地一头牛变成了发达工业社会，甚至超越了中国迅速扩张的工业经济体。从长期来看，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将坚决地走工业化道路。但我们的父辈实在是太着急了，就像一个儿童急于获得精美的糖果。躁动因此汇集成震荡，反思变成了怀疑。儿童版的纯真和执著都走进了历史，新中国开始了自己的青春期。

但是时代的速度实在是太峻急了，中国的工业化之程经历了太多的亢奋和跌宕，1976年后，急功近利的“全民经商”“沸点理论”，这些“新观念”风行的背后，反映了社会对工业化和实体经济的嘲弄心理。在社会记忆中，产业工人意味着“下岗”，技术专家让位于“明星式”学者。在主流叙述中，“工业”等同于环境破坏和文化破坏。

这些“折腾”，是新中国工业社会的青春期叛逆。

青春期叛逆，批判的是自己的童年。新中国的童年只是一个工业社会的雏形，横向比没有先进工业国那么发达，纵向比没有农业社会那么稳定，建设过程中还拆了不少人为之迷醉的旧社会文化，挨点批判不奇怪。我们的父辈生于新中国的童年，在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看不到工业社会的全貌，缺乏对工业化的理性认识，当初更多的是凭着感性的激情接受了红色工业文化。等到激情褪去，短时间内产生迷茫也是情理之中。所以说，二三十年来的折腾也不是坏事，每一次碰壁都是一次增长见识的社会实践。

碰壁多了，感性的工业化激情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工业化思想，自然知道正确的道路在哪。新中国童年的建设有激情，基础打得牢，也经得起青春期的折腾、付得起学费。再加上国际环境配合，中国的工业化社会已经渐渐找到了自己的感觉。从20世纪70年代喊口号反对美帝国主义，到2008奥运海外华人争相护旗，这几十年中国的自我定位进行了两次180度转向。但中国的社会心态并不是简单地转了一个圈，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建立了自信。当年狂热的激情和盲目的乐观被自我否定，再变成世界第一工业国实实在在的自豪感，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历史的“螺旋式上升”。青春期结束，新中国即将成人。

社会的发展阶段对人的思考方式有影响，我们生于新中国童年的父辈已经用他们主导的新中国青春期证明了这一点。80后一代是第一代生于工业社会的中国人，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已经融到了我们的骨髓里头。不用宗教式的激情来拉动，我们就能接受工业化思维方式，冷静地观察工业化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