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兵败如山倒（下）（第4/32页）

张治中的楼裏再不见灯光了，南京市的夜景也萧条了，四月十八日，挹江门招待所的主任寇邦杰上校慌张来报：「共匪已到了明光」。

我到新街口去看看市容，见有一两百部大道奇卡车，载着部队往水西门外飞驰，经询问，是刘汝明的部队驰援荻港江防。

我当即命寇邦杰通知无业务单位，乘火车离京，我又亲自看了二十几个单位，有的人做好了撤退準备，并洽好了车船，有些人竟而流泪说：「逃到那裏去呀！认啦！」这些人多是有钱不想走，接到了匪信中了毒不再走，真是可怜又可恨，当时我不肯用强的原因，也是面奉某人之劝告：「不愿走的人用不到强迫他们，这些无志气的人跟了我们也是无用，何必增加累赘。」

四月十九日下午九时，挹江门打电话给我：「我们已经听到了浦口方向的炮声」，我还不相信，登上楼顶平台，果然听到了江北隐隐的炮声，立刻下楼，自己开了吉普车，赶到空军新生社，这也是在抗战中养成的习惯，每遇大事就向空军接近，现在又下意识的往空军圈裏去，事实上也无其他地方好联络，李宗仁的圈圈能接近吗？

到了空军新生社，我立刻到台上去拿起扩音器：「诸位弟兄们，现在浦口方面已经有了炮声。」

能征惯战的飞将们，确是与众不同，他们都料到了会有这一天，所以人们都很沉着，毫无惊慌之色，现在周至柔总司令还在南京，他也住在新生社，他即把空军的器材、眷属、不必要的官兵，全都撤到了上海和台湾，留在南京的人，都住在飞机场和新生社裏，他们是说走就走，周总司令同时作了一件最有远见的事，他把政府拨给空军的五百万元现大洋，也全部运到了台湾，分文未动用，以后老台币改新台币的基金，据说就靠了这五百万元现大洋。

我回到指挥所之后，才发现了我犯了一项大错，我一生不太注重钱，所以也未向总司令请求预备金，现在要撤退了，财务官说：「金柜裏一文钱都没有了。」这个家伙真可恶，他是故意刁难想留住我，可惜我毫无警觉。

我严厉的说：「到了什么时候啦还是钱！钱！你就认得钱，我们有汽油车可以动，有牛肉罐头和饼乾，可以填满肚皮，还要什么钱，从现在起，谁也不许离开指挥所。」我又当众给卫兵命令：「非我准许，不许任何人出入。」但我不能让大家挨饿，去挹江门车站，找到寇邦杰，他将要上火车，他凑了五十银元给我，总算手裏有了钱。

报纸上对李宗仁投降和谈的消息减少了，共匪要渡江南犯的消息增多了，我常来往的许多军中朋友，突然都失去了联络，祇知道刘玉章在上海，刘廉一去了湖南，天天见面的赵霞也调走了，连和我工作搭配的军医署署长陈立楷也看不到了，就在这时，郭总司令又来了，教我立即跟他同机去上海，但我怎能捨弃与我共患难的官兵呢！我说：「谢谢总司令，请总司令放心，我会照顾我自己的。」但是我又不好意思向他要钱。

南京突然间成了烽火危城，听说挹江门火车站已作了破坏的準备，又听说共匪由崇明岛的北边到荻港一带的江北，已集结了大批匪兵，準备抢渡长江，白崇禧在武汉仍然按兵不动，南京方面我感觉上已是空城，临危要走走不了，人都在咒骂李宗仁，可惜骂亦无用了，我之迟迟不肯走，不是硬充好汉，我是希望南京能有一场像样的保卫战，我就又可出点力了。

我们联勤总部留守的几个处也都去了上海，我这才感到了孤寂之苦。

二十二日的下午，南京市面上已经有些商店关门了，根据传闻採取行动的民众们，有的往城外搬，又有些人往城裏搬，昔日繁华热闹的南京，一下子到了「秋天」，我也不能再大意了，揹了卡宾，左右跨了两只左轮，左腋下藏了一支扣提，带着武装的黄副官，乘吉普车巡视了二三十个走不动的单位，大家流泪告别，我也祇能安慰他们「好自为之」，除此又能说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