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曲2：防御工事（第4/7页）

到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在地球的温带地区，防御工事已经是星罗棋布。中国早期的城镇是没有围墙的。黄土平原上缺少树木，所以就连建造城墙的基本材料都付诸阙如。但是，商朝建立了最早的中央政权时（约公元前1500—前1000年），中国出现了夯土城墙；有意思的是，商朝的表意文字中代表城的符号“邑”是一个堡垒加一个跪伏的人形，说明碉堡在中国和在别的地方一样，既是防御工事，又有控制社会之用。在古希腊，米诺斯文明崩溃后的黑暗时代结束后，新兴的城邦自然而然地高筑城墙；位于现代意大利的城邦也如法炮制，古罗马当然也是一样。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挥师穿过波斯去征服印度时，只要在有居民点的地方作战，军师们就会预料那些地方一定有据点阻拦大军的前进。

然而，有一条普遍原则仍然适用，即众多的据点意味着中央权威力量薄弱，甚至荡然无存。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35—前325年之间至少打了20次围城战，但没有一次是在波斯帝国的国界之内；波斯帝国根据大国的国防原则，通过集中防卫边缘地区来保护内地。亚历山大大帝同波斯军队在格拉尼卡斯、伊苏斯和高加米拉的3次战役都是在开阔地上进行的。只有当他征服波斯后，进入波斯和印度之间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地区时，他才又用上了公元前334—前332年间突破波斯帝国边界时常用的围城战术。古罗马人在建立帝国期间，围城战打了一场又一场；从公元前262年第一次布匿战争拿下西西里最早建立防御工事的港口阿格里真托，到公元前52年，恺撒的军队攻陷凯尔特人在阿里西亚建立的一处巨大的山顶要塞，推翻了韦辛格托里克斯。罗马军队在从阿尔卑斯山挺进苏格兰和莱茵河的路上，沿途留下了许多长方形的军营。罗马的士兵训练有素，每天在敌方土地上行军结束时，都按照标准的设计安营扎寨。按照这样的标准设计，罗马军营的周围有4个门，中央有一块广场，奇怪地与中国的典型城市设计非常相似，也成为被罗马人所征服地区的主要城市的模式：在伦敦、科隆和维也纳这些现代城市的中心，地下都留有古罗马方形军营的遗址。

不过，在实现了平定安宁的罗马帝国内部，征服者没有建造工事：“大多数高卢城市起初都是开放的居住点，没有设防。”此即“罗马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的含义——开放的城市、安全的道路、西欧广大地区形成大一统。当然，这种和平需靠别处建造的防御工事来保障，但究竟是如何保障的，却是撰写罗马史时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古罗马帝国边境地区的防御工事是实实在在、人所共见的，最明显的是哈德良长城中段。标志着罗马人挺进不列颠北部纵深的安东尼长城的遗址也仍然隐约可见。至于莱茵河和多瑙河沿岸的边墙，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利比亚沙漠边缘的非洲战壕，以及从亚喀巴湾和红海北部一直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源头的叙利亚边墙，至今尚可看到它们残存的部分。这些防御工事是有些现代历史学家心目中的“合理边境”，还是仅仅标志着古罗马军队的有效控制线？古罗马军队在地中海经济的边缘地区往来征战，防止动乱势力坐大；这类势力有些是地方性的，有些却构成战略性的威胁。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在《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说，古罗马人像在印度的英国人一样，明确地知道哪些地方能够防卫，哪些地方防卫不了。虽然在实际防卫的过程中，他们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采取不同的方法——首先靠强大的中央军队，其次靠有力的地方防卫，再次是两者并用，不过最后一种办法的效果并不令人满意。反对勒特韦克这一论点的人（Benjamin Isaac）认为，罗马人并没有如此全面一致的战略，尤其是在东部边境地区。本杰明·伊萨克认为，罗马对波斯和安息长期以来一直采取侵略性的政策，因此，东部的防御工事应视为供罗马远征军使用的保险的交通线；C·R·惠特克（C.R.Whittaker）则认为，许多边境地区动乱不断，古罗马建造的防御工事，如同古埃及人在努比亚的碉堡或1954—1962年间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建造的工事（莫里斯防线），是为了挡住匪寇，不让他们骚扰和平的农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