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留发与留头：两难的抉择被征服者的反抗（第3/8页）

恶法逼人，本来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顿时如水入沸油般四处暴散起反抗的怒潮。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中国人，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遥想前朝，即使是统治中国近百年、残暴横行的蒙古统治者，也从未下令要汉人改变装束。

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或许能把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以衣冠相貌上强迫施行改变，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强行改成剃发梳辫，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是类似精神“阉割”的大痛。而且，在明朝人心目中，以这种“夷狄”形象活着，死后一定有愧于祖先，再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方面，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的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王家桢，也在笔记中愤愤不平地记述道：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其实朱元璋下令是遵依唐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报应真迅速。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天道好还，这老贼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义军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

孙之獬本人被五花大绑达十多天，被押期间，五毒备下，义军百姓在他头皮上戮满细洞，人们争相用猪毛给他重新“植发”。最后，百姓们把他的一张臭嘴用大针密密缝起，然后把他肢解碎割而死。

“嗟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

孙之獬此种下场，连仕清的汉人士大夫也不免幸灾乐祸。

1645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廷再次传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归顺。”这样一来，剃发就成了绝对命令。

如此野蛮的“留发不留头”，引发了江南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苏州开始，抗争怒潮波延而起，常熟、太仓、嘉定、昆山、江阴、嘉兴、松江，处处义旗，人人思愤。清军王爷多铎大肆镇压，江南胜地，顿时血流成河。

“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悲愤之下，江阴这个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城市，人民纷纷起义，誓死不剃发，不投降，并推举前明典史阎应元入城主政，紧闭城门，拒不开门。

江阴剃发，非常有戏剧性。本来，清军派一名二十多岁的投降清朝的前明进士方享为江阴县令。此人自以为是“运筹帷幄”的诸葛亮，穿一身明朝服装，只带二十多个家丁，前来江阴当“接收大员”。

剃发令下，江阴诸生百余人，率领民众约万人，到县衙请求免剃。方享不知死，犹拿架子端坐堂上，唤衙役下堂收取兵器。这时，他的老师无锡人苏某恰好来贺学生当官，见民众议论纷纷，便入堂大骂：“这些奴才，留发不留头，个个该砍！”

一句话，激起众愤，百姓大噪：“打死这个降贼！”你一拳我一脚，立毙苏某，然后拆下门板焚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