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摺速成培训教材（第2/5页）

超受官职，例必谢恩，谢恩摺例必客气辞让一番，这套虚文我就不讲了，单讲讲曾国藩如何手把手教他兄弟写奏折。

胡林翼说：“天下奏牍，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洞庭以南”，即是湖南；“三把手”，即曾国藩、左宗棠和他自己。李鸿章写奏折也是一把好手，只是当时头角未露，所以不在其选。曾国藩既为“三把手”之一，曾国荃对阿兄在写作奏折方面的意见，自然言听计从，不像论军务那样“每每长篇辩驳”。

曾国荃补授巡抚，可以“单衔奏事”，便思有所表见。此前军务、人事、饷况，都由其兄代奏，略无遗漏；曾九胸中实无多少不吐不快的“下情”，非得上达天听不可。小孩子新得套鞋一双，不管是否下雨，先穿上出外溜达一圈，曾九急于奏事之情，颇具此种童趣。但是，立言有体有要，像这种没话找话、纯属尝新的不稳重，就是不识大体，所以，曾国藩给他上的奏折第一课，就是：

“应奏之事暂不必忙。左季帅奉专衔奏事之旨，阙后三个月始行拜疏；雪琴得巡抚及侍郎后，除疏辞、复奏二次后，至今未另奏事。弟非有要紧事件，不必专衔另奏；寻常报仗，仍由余办可也”；

“左季帅”，左宗棠，字季高，时方率领楚军攻战于浙江。“雪琴”，彭玉麟字。此二人被曾国藩当作榜样，令曾国荃效法。曾国荃此时奏事，无非调防布围等琐事，剿灭小股等细事，没有大作文章的必要。中央爱听的是克服城池，捕杀“著名贼目”，不爱听的是军队溃败，丧失守地，这两种大喜、大忧，都不能隐瞒不报，要据实上陈。其他琐细事务，属于地方、军队首长职权范围，可以自行处理，不是谕旨垂询，自无屡渎天听的必要。除此之外，减少主动奏事次数，还有另外一层深意。

京官不知外事，外官不谙体制，历来是中央、地方聚讼纷纭的根源。六部制度，有则有例，构成一套严密繁琐的操作章程，不要说一般外官，本部堂官也不一定就明白其中关键。真正掌握这套章程的人，多是部中胥吏，他们地位低，工资少，不避繁冗，就怕清闲。因为，非如此不能凸现业务才能，非如此不能借事生财；借事所生之财，名曰“部费”，尤为胥吏“喜事”的根本动力。“部费”是什么呢？一语以蔽之曰：贿赂。举个报销的案例，就能知道不容于法的“部费”，实具有内在“合法性”，而舞文弄法的胥吏，亦具有程序“正当性”。战事完毕，统帅例须向户部报销军费，而户部胥吏则借此索要“部费”。打仗是公事，报销也是公事，军方出具费用明细，财政部门加以审计，公事公办，多退少补，其中何有贿赂一说？可分为两种情况，加以考察：一、将领有贪污之嫌，账目经不起推敲。胥吏要求将领分一杯羹，则审计时睁一只眼闭一支眼，船过得舵也过得，大家按比例分赃，公私两便；一、将领清廉，账目清楚。胥吏利用熟悉部门则例的优势，大至报表格式、报销标准，小到银钱成色、库存实数，绞尽脑汁加以刁难，或无中生有造成冤案，或迁延时日造成耽搁。将领不胜其烦，只好散财消灾。这就是部费的内在“合法性”。胥吏索要部费，众生平等，从不吃软怕硬，一概雁过拔毛，这就是部吏的程序“正当性”。福康安征西藏，军功显赫，回京后，照例往户部递交会计账册，报销军费。他依仗军功，且自忖深得帝心，故悍然不提部费。部吏基于前所说“合法性”与“正当性”，登门造访，“贺喜请赏”（“赏”即部费）。福康安大怒：“幺麽小胥，敢向大帅索贿赂乎！”部吏不卑不亢，说：

“索费非所敢。但用款多至数千万，册籍太多，必多添书手，日夜迅办，数月之间全行具奏，上方赏功成，必一喜而定。若无巨资，仅就本有之人，分案陆续题达，非三数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军报销，明日所奏又西军报销，上意倦厌，必干诘责，物议因而乘之，必兴大狱。此乃为中堂计，非为各胥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