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耕读文化的最后守护者（第2/2页）

研究或演绎咸同之世和湘军的书汗牛充栋，最早的当推湘中大儒王闿运的《湘军志》，壬秋先生既是曾左同乡兼好友，又是肃顺西宾，相识满天下，咸同之世许多大事他都亲身经历，因此他的叙述当然有权威性，但同时代做史者往往有一大缺陷，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难以有纵深的眼光。长沙才子唐浩明三卷本《曾国藩》一出，顿时洛阳纸贵，但毕竟是小说，以情节而非史实取胜。《湘军志》出世后一百多年，我们对于湘军的研究太囿于意识形态的力量，客观性不够。对曾、左、李的评价往往走向两极，不是中兴名臣、道德楷模，就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签订屈辱条约的卖国贼。历史在政治的大手下，像一团橡皮泥被玩来玩去。

显然，70年代以后出生的一代人不满足于简单地接受前人的历史观和言说方式，试图自己通过真实的史料，来发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并据此来思考中国社会变革所遇到的路径困惑。在这方面，两位年轻的朋友做的努力引起关注。一位是写《蓝衣社碎片》的丁三，一位是本书的作者谭伯牛。他们都非历史科班出身，但思维开阔，行文没有学院派的晦涩，又决不是无端戏说解构，而是非常扎实地占有资料，非常缜密的应用资料。谭伯牛和丁三都厌倦那种先有观点再找资料的方法，而是不加偏见地去寻找、分析资料，——这是对历史真正负责的态度。两个人的文章之所以引起同龄人的强烈共鸣，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态度、方法符合准备对历史发表自己看法的70年代人的心态。

面对同样的历史，我们的眼光必须超越前人。

再回首湘军这个耕读文化最后守护者的悲剧性命运，我们更能明白“无可奈何花落去”，更能明白“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在“中国特色”被庸俗化的今日语境下，会使我们保持某种清醒。

我想最后介绍一下故乡一块墓碑的命运，来结束全文。随曾国荃攻进天京后突然身亡的李臣典坟墓距我所读的中学不到5里路，他的暴亡原因史界争论不休，但他的风光大葬却在故乡老一辈口中传说至今。“文革”中，他的墓碑被人拆了去修路，到了80年代后，有关部门又找回那块墓碑重新立在坟前。高二的一个细雨飘拂的春日，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李臣典萋萋坟前，看到了那块重立的墓碑写着：“太子少保一等子爵谥忠勇侯”。

那块墓碑的遭遇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后人眼中的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