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第3/4页）

可是本书站在今日中国局势业已明朗，在一种雨过天青的情形下讲解历史（见“开场白”及“澶渊之盟”的首段），则用不着窜改史实，也无须回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以列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国史。如列入世界吏，我们可以揣想虽在13世纪大戈壁沙漠的四周干旱的地区就已达到了当日生活方式所能供应之人口的限度，因之产生内外的不平衡，才鼓励蒙古人以他们原始而粗蛮的谋生方式向外发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经发动这种运动，则不知如何住手。如果这题材列入中国史，则成吉思汗的故事只是元朝登场的背景，不是其实质。

至于我们想确定元朝在中国历史里的地位，则我们所知道的粗浅知识，也能供我们勾画一个大轮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专家的准备工作也永无止期，我们也不能等候材料之全备）。

从本书以上各节看来，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带开放性（财政税收与军备越做越大，经济也随着扩充），相对之下，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元朝是一个短朝代，处于二者之间，只能在历史上完成一种过渡期间的任务。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现其双重性格。一方面它也能继续引用现有技术上的长处，维持造船业，提倡海运，促进国际贸易，修筑经过山东高地的运河（Summit Canal），使用火器，以互相交换的方式利用中国和波斯的工程师去设计炮弩（Catapult），以驿马传递消息，加强东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贾鲁讲求水利、测验日食、改订新历；一方面已开始显示其保守性，有如开始第三帝国之重农政策，禁蒙古人航海经商，在华北组织管理人民之“社”，将人民区分为“军户”与“民户”，注重职业之遗传，提倡道学（详本书“道学家”一章），文官考试时以“朱注”为主（朱熹所注解的经典，只有《春秋》得用左传等解释，《礼记》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基础。

要追究这双重性格的由来，我们仍要从忽必烈说起，他是元朝真正的创业之主。

成吉思汗逝世之后，大可汗为忽必烈之伯父窝阔台。窝阔台在位十三年，继位的大可汗为他的儿子贵由。贵由在位三年，后继之大可汗为忽必烈之长兄蒙哥。以上均经过“忽烈而台”的选举程序，前两次在蒙古国都卡拉科伦（Karakorum）（汉名和林）举行。最后一次虽在金帐汗国的区域举行，事后各王子贵族仍在卡拉科伦聚集，以表示其选举之合法。忽必烈不仅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伦被他永久地放弃，他日后称开平（今日内蒙古之多伦）为上都，燕京经他重建之后则为大都。皇帝每年春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朝的皇帝也都如此，为成吉思汗制度内之所无。

原来蒙哥为大可汗时，即有将南宋领域整个支解的企图。1257年蒙哥自领军入川攻重庆，皇弟忽必烈则攻鄂州（武昌），另一支军起先也由忽必烈出名统帅，实际率领者则为兀良合带（Uriangkatai），他曾于1253年由甘肃经西康入云南，当日则为南诏。忽必烈北返之后，这支军队留置南方，由兀指挥，此时也可以北上支应。如此可以将南宋西部截成数段。不料1259年军中疫疾流行，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军将整个攻势放弃，宋朝才延长寿命十多年。

原来蒙哥的布置，以幼弟阿里不哥在国都镇摄。此人与皇室诸王权臣接近，也有西部汗国的支持。忽必烈则多年在华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国儒臣，与蒙古主流相去至远，不算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台”推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忽必烈尚在开平，他就自立为帝。所称“俯徇舆清，勉登大宝”，并且以阿里不哥“反”，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面有宣传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遗孀——忽必烈自己的长嫂，尚站在阿里不哥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