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重城阙烟尘生（第2/3页）

以上各种解说，都有牵强附会的嫌疑。真与失真不说，其提出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上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

玄宗于天宝元年（742）置十节度经略使，规定十个国防区，共有镇兵四十九万人，马八万余匹，是个在纸面上讲来非常宏大的计划。以前各边镇的兵力游离不定，这时候人力与资源的分配有如现代军语之所谓“建制”，已赋予固定性质。可是我们仔细看来，则又知道这种堂皇的计划，仍犯着“官僚主义”的毛病，不能离开“金字塔倒砌”的“间架性设计”，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实事。如以言人员，则此时府兵制度大致已成具文，却又没有完全放弃，边区士兵大部由于招募，称为“健儿”与“骑”，自737年之后一律长期服役，其中多数则是蕃人，有些还带私马。有如747年高仙芝出葱岭，“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安禄山防区最成问题的则为契丹及“匈奴别种”之奚（Tatabi），他们经常与安所统属的官军作战。而安禄山叛变时其南下部队却有大量的契丹兵和奚兵，后者即在长安出现。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可见得他组织的杂牌部队，以蕃兵为主体已非一日。如言马匹，则除私马之外，政府并未如若干历史资料之所称，控制大量之战骑。《新唐书》“兵志”说：“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也就是以卖官鬻爵的方式揽络少数民族控制的马匹。王忠嗣也是与安禄山大概同时的节度使，他的传记里也提及，“至互市，辄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他在兼任河西陇右（宁夏甘肃）节度使的时候，就将原任河东朔方（山西陕西）区域的马九千匹调到兼任区域，也可见得政府所牧马匹有限。再谈到给养，则边军所用大多得之于屯田。长安附近一带在玄宗初年常受天灾，食粮供应不及，甚至朝廷也要迁往洛阳就食，这时候谷物的供应，大都出于华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带。玄宗中期以后，情况好转，北方的税粮改用绢布交纳，但是物资仍是由各地汇集到京畿地带。虽然我们无法确悉当日补给情形，各项纪录却没有一个由中枢做主，统筹支配这十个国防区补给的记载。至安禄山之叛变已成事实，《旧唐书》“食货志”云：“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更可见得平日两京物资不用以供应边防，如果经常支用时，战时只会加强其出纳，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买僧道度牒，即是出资捐买免除赋役的执照，以作筹款的方法。

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机智和统御经理的能力买马招兵，屯粮制械。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外，一般以防区自给自足为原则。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详情，洞悉人力和物资之所在及征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涂虫，他早知道安禄山能干，足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禄山必反。

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边防着重实际情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各节度使也是一人统辖数区）。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简而言之，这是一种需要有组织重点，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全国官僚机构的组织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在这种前提之下，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朴雷同各种职位能互相转让互相交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组织精神相反，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边区表现干才，回头到长安却被贬屈或不如意。张守硅在幽州掩饰战败。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也有杨国忠为他掩饰，反叙战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禄山的战略失宜，也仍因军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满足政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乱可以看作这两种体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