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安街六〇六号

东安街六〇六号（606 East Ann Street）是我在安亚堡的地址。我在1952至1957年在这家赁客的屋子里住了五年。每次我将污秽衬衫送到自由街（Liberty Street）的洗衣店的时候，老板娘已不待吩咐，她一面写收据，一面又唱着：

“606 East Ann”，有一次她还加上诠释：

“旁的人都搬家，只有你老住在这地方。”

其所以如此乃是我无家可迁。

美国学生要不是暑假返家，则是在旁的地方找到短期工作或上暑期学校，秋间再觅新居。我去密大的时候，起先只取得旅游签证，依法不得工作。后来改变身份取得绿卡，找得的工作却是五十英里外底特律的一家建筑公司画蓝图。在我得到硕士学位之前，每星期二、四往底特律上班，其他各日做学生，上班时来去有合伙汽车（carpool），至此也无搬家的必要。于是安土重迁，光阴荏苒，不觉就是五年。我搬屋子的时候三十四岁，五年之后已经三十有九，实在已感受时间逼迫之可怕了。

可是事后忖来：这段生活之中仍不乏有趣的场面。

1952年是我第二次来美。1946至1947年间我已经在堪萨斯州的陆军参谋大学住过一年。不过当初穿制服、住营房，与外界隔绝。这次来时在学士班大三读起，实际混插入美国社会。密大的选课指导，知道我准备长久居留美国，特别关注我尽可能的选上大一几门基本功课，有如英文作文，美国政治制度从县政府组织各州宪法开始，这确是明智之决策。只是如此我经常坐在年龄大致只有我一半的同学面前，看到他们和她们真是黄发垂髫，脸颊红圆圆的，眼睛亮晶晶的觉得大不自在。

1950年间美国民族间成见未除，南方各州饮水喷泉和汽车候车室都仍有黑白之区别。可是在北方各州，尤其在安亚堡这样得风气之先的地方，黑白混同，已毫无疑问。另一方面则是同等机会法案尚是以后十多年至二十年之事。密大的黑人或黄色人种的教职员尚是绝无仅有，即班内的同学有色人种最多亦不过三数人。只有足球队每年往南部招募新兵，所有前卫中卫多系黑人，取其跑步之快。除此之外其他球员尚是白人，没有今日在体育竞赛中处处黑人或占先或包办的形态。

一般按部就班上学的学生多住宿舍，僦屋而居的学生大概都有特别原因。我的房间在楼上。同房诺门，祖先法国人，来自麻省，攻读生物化学的博士班，课余在大餐厅做侍者。隔房亚瑟，希腊人，也是第二代移民，他是统计学的研究生。彼德大三音乐系，胸襟宽厚，我们觉得他唱《老人大河》（Old Man River），大有成为职业音乐家卖座的可能。只有约翰不苟言笑，不和我们来往，成日K书。要是我们在房里吵嚷得厉害他即挟书去图书馆K。楼下是房东菲史一家自用，只有一间房间出租。住客大卫·林也是华裔，但是他来自新加坡。他不讲普通话，我不懂福建话，所以我们只能以英语交谈。起先我们没有料及，日后只有他在各人之先一举成名。成名的原因却为离谱，此是后话。

成人一做学生，上只受名义上的督导，下无责任，总是淘气顽皮。国军军校的高级班补训杂牌将领，各区队长队副（中下级军官）说及，他们所辖学员，虽任军长师长，一旦编入行列，也无不返老还童，总是笑脸嬉皮。诺门、亚瑟等虽比我年轻，至此也各逼近三十。上课备考之外无事一身轻，乃经常弄恶作剧。

有一次诺门把他解剖过的死老鼠摆在我的午餐纸袋里。我一气之下将他的打字机藏匿在房东太太的储藏室里，让他在急于赶交专题的时候找不到打字机。这还是韩战期间，也是麦卡锡以共产党的红帽子戴在各人头上的时候，诺门和亚瑟说我已近中年，还在研究美国地方政府的组织，必为中共派来的间谍无疑。通常诺门做侍者下班迟时我们托他在街上带回各样小食，也有时他来电话询问要不要带。他给我电话时，总是变更音调，装腔作势地说：“这是联邦调查局FBI。”几经如此，我们也不以为意。不料一日真的联邦调查局要来住处询问我，他开口也说：“这是FB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