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第2/4页）

曾任《纽约时报》的编辑兼通讯员沙利斯百里（Harrison Salisbury）曾经说过中国像一颗洋葱，剥去一层皮尚有一层。亦即背景之后又有背景。所以只据表面上发生的事情评判，多不中肯。而尤以各人人身经历所作的报道，最易为局部的视界束缚，也更容易为感情作用蒙蔽。

体制改变的转机

中国自1941年至1991年有了很大的转变，只举一个例：今日台湾的对外贸易与外汇存底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力量。即大陆之输出入也近于每年千亿美元之数，这同是五十年前不能想象之事。可见得前后之间两方体制都已经过重要的转变。抗战与内战本身不能增加生产，促进贸易；却安排了体制改变的转机。只有事后看来，我们才能觉悟到变更的幅度之大。从一个“开祠堂门打屁股”的社会进而为一个“十年之内国民生产总值又翻一番”的社会，犹如一只走兽之化为飞禽，此中不能避免蜕变之苦痛。

这样体制之改变曾涉及世界所有的先进国家。在马克思看来，总之即是从“封建体制”进入“资本家时代”（马克思未曾用“资本主义”字样）。可是我们觉得亚当·斯密所说，一是“农业之系统”，一是“商业之系统”，讲来比较适切。

大凡商业体制，内中各物都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军队为社会之反映，我们在美国参大就学的一年就已充分的理解到此中性格。美军兵员之补充，可以用“油管制”。一个烤面包排可以配属到此一军部，也可以派遣至另一军部，其他武器装备，也无不如此。从无部队长官据为私物。因为美国之兵团army corps（即中国之军）非建制单位，所辖之师全系临时配属。我曾问雷温乌兹的同学：“要是兵团长不满意某师师长，那他如何办？”

“怎么办？如果情形严重下令给他免职是也。”一个同学如此的回答。其他的也点头称是。虽说这样的事体不多，这已是公认之原则。

要是在中国，问题就多了。谁是谁的人，哪一个师属于哪一派的系统，早是众所周知的公开秘密。要是我们不熟悉这些门径，就不能当参谋。起先我们还以为这全由于中国人道德标准低，私情重于公益。直到我自己在军队被打垮之后，再度来美，重新学历史，又经过多年之思量，才领悟到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传统的管制办法着重“尊卑、男女、长幼”。亦即是利用血缘关系与社会价值控制着无数农村，各地构成无数小圈圈。平日对内不设防，不仅无力经营现代工商业，且无适当的税收来源，筹办现代化的政府与军队。

从北伐到抗战这一阶段，国民党之所作为即是创造一个新的高层机构，连现代型的军队在内。蒋家军虽然以“黄埔嫡系”为中心，其他军阀杂牌部队也随着兼容并包。即如我们的驻印军新二十二师由杜聿明的第五军抽来，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即系财政部税警团的后身。新三十师由四川的第二十五补充兵训练处扩充而成。密支那战役之后，史迪威认为新三十师作战不力，将师长胡素和两个团长一并撤职，限二十四小时离开缅甸战场，遗缺由其他两师的部队长升级接充。这事曾和重庆统帅部发生相当的摩擦。表面看来史迪威不顾中国的政治背景，只以军队效率为前提。可是在他不知不觉之中业已另自构成“洋将史家系统”。要不是他自己不久之后，被蒋委员长要求免职，他之作为的后果尚不能臆度。

只因为兵工与军需都是临时筹措，也无法全盘支配。所以我提议研究这段历史时，历史家不要先存有当日中国已是一个统一基础稳固完善国家的想法。实在此时应由体制不合时代或已崩溃，新体制尚未登场，很多情形之下，青黄不接大可以和魏晋南北朝一段比拟。很多人物的举动也和《三国演义》所叙接近，即是在地缘政治中行止未定，只能以人身关系为依归。张发奎称“铁军”，以叶挺做先锋、贺龙任包抄、黄琪翔为预备队，战无不胜，也并不是战术高妙，乃是数人意识形态接近，又在统御经理上互相信任，结为盟友死士，才能充分的分工合作。后来环境变迁，各人也不能再创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