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中读历史（第2/4页）

说这是作史者个人之意见也好，说这是证据确凿的史实也好，总之则中国自1920年间至1990年间前后已呈现着显明的区别。除非我们把当中各种不同的群众运动之积极性格搬出来，我们已无法解释此中奥妙。有了这样领悟之后，我和我在美国之编辑都觉得要将这段结论抑而不扬，对美国之读者亦为不利。目前即有不少华盛顿之众议员与参议员根据过了时的中国观，一到台北或北京即对着他们尚不能了解的事务恣意批判，不仅不中肯，而且危险，这样对美国也并无好处。

这也就是说，我们来自宏观的立场对于近五百年的历史或近百年的历史，已有了大概的轮廓，其骨骼间架业已在位。次一步的工作，则是“赋予血肉”，也正是西方人士所谓flesh out。当中过去尚有不吞不吐的地方，现在即已百无禁忌。因为作史的目的，不是替我们和比我们前一代解释开脱，而是像大公司记账一样将业已亏失的数目一笔勾销，使你们和比你们年轻的一代了无记挂与时代更始。

说到这里我也感触到刻下最大的困难仍是时间上的汇集。亦即是前面提及的东西两个世界，新旧之间，已开发及待开发国家间和赞成继续突破的人士与主张保卫环境的人士间之冲突。

举一个例：叙述到蒋先生抗战间的经历迟早必提及史迪威。此人生于1883年，较蒋先生长四岁。在中学时即为足球队四分卫（我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发表过一篇文字，提到中国人若要了解美国，不当忽视美国足球在此邦社会上及群众心理上之影响），在他领导之下曾打败所有与之竞赛的球队。他在十六岁提前于中学毕业。1904年西点军校毕业后任少尉，尚在蒋先生投考保定军校被保送入日本振武学堂前三年。同时本世纪初年正是美国势力向外伸展的时候。史迪威在第一次大战时已露头角，可算与马歇尔同事。以后马歇尔主持美国步兵学校即罗致史迪威为他助手。他又在中国以语言军官和武官的资格逗留过十三年之久，不仅巡游南北，而且亲眼看到过军阀混战的情形，尚且在不同的刊物里发表过关于中国现局的文字。我们在驻印军时传说“他三年之前尚为上校”，殊不知美国之常备军只有军官二千员，上校已为赋有名望之地位，而且与马歇尔接近的人物，更是炙手可热。事实上他若不派来中国，很可能前往主持北非登陆之战事，日后树立如艾森豪威尔之功业。所以我们指斥他存优越感，事实上我们也已浅视此人。

叙述这段历史，尚且要顾及两方文教上与习俗间之鸿沟。史迪威在日本投降后履足东京横滨一带，他给史夫人信里提及，这些“獠牙的私生子”今日住在木条锡片的篷盖之下，觅着空隙之地种葱度日，“令人幸灾乐祸地感到愉快”。他又叙述在密苏里战舰上参加受降的各国军事代表，除了美国和中国人之外，英国代表是一只红色的肥饺子，澳洲代表是一束香肠，加拿大代表看来像靠女人倒贴的男人，法国代表颇为雅致，后面的两个随员则像一对巴黎之流氓，荷兰代表又肥又秃，新西兰代表则像个外行。结论则是“在倭人眼前，这是如何一群漫画中之人物，全人类没有找到合适的代表”。

史迪威不会无缘无故地被称为“尖酸刻薄的约瑟夫”。只是与他的抗议直言成对比，我也很难将中国人“非礼勿视”半吞不吐暧昧游离的态度搬出来令外人置信。此即是两方各走极端，1944年之冲突既已无法避免，即今日治史者处置失当，尚可能使中美之间的成见与误解更为加深。

我所谓误解，即是当日问题之由来，实由于中国尚未通过现代化的程序，社会里内部尤其下层的各种因素尚不能公平而自由地交换。蒋先生只能着重人身关系，以他耳提面命补助组织制度之不足，有时干预细节。有如中央大学的学生吵嚷伙食不好，他即自己往沙坪坝与师生聚餐一次；王缵绪与潘文华不睦有武装冲突的可能，他又自兼四川主席。如此之作风最受史迪威批评，也为他鄙视。然则史氏忽视了一段事实，新中国的高层机构实系无中生有，由蒋委员长如是苦心孤诣地勉强拼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