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隐户

乌爱农道：“自古以来，大朝丁口统算，唯汉、唐二代为盛。所计户口，部分州县，官员为冒政绩，或故意充增户口，部分州县，官员为隐赋税，则故意减削户口，如此层层上报，最后户部再行汇总，朝中大臣会就帝皇当时之好恶、时局之需要，再行修饰增删，最后所得数字载于史册者，即当日呈禀人君者，此数字只能作人君参监，而不可以为即是本来数字也。”

张迈听得有些唏嘘，然而想想后世的人口普查的那些做法也就释然——千年之后尚如此，如何能够苛求统计技术远远落后的古人？

却听乌爱农继续说道：“大体而言，政治宽仁则户口渐显，政治苛猛则户口渐隐。为何？政治宽仁，编入户籍者光明正大，可受律法保障，经商有凭，读书有份，好处较多，故户口渐显；政治苛猛，则法不护民，读书入仕之途不畅，编入户籍者受尽盘剥，坏处较多，故户口渐隐。”

张迈又点了点头，道：“那河西这百余年来，户口是渐隐的了。”

“是，”乌爱农道：“河西丁口本数，至开元年间极盛，其时不止本地汉民极多，且河西地处丝路要道，往来商人、小贩数量极众，即以甘州张掖为例，当年巅峰之时，每月过关人数不啻万计，此则往来流动之人，而本地种植、放牧、开店、中人、跑腿、扛夫诸般仰赖往来商贩之常住者，其丁口又一二倍、三数倍于此。开元以后十余年间，丁口日繁，而政事日坏，法不护民，吏求减削上缴税赋以自肥，民求逃税逃役以自保，故往往隐于三途。”

张迈问道：“哪三途？”

乌爱农道：“一隐入西北藩主荫下为农奴，二隐入商家大户为家奴，三隐入佛门寺院为寺奴。此三者为大而可知者，至于不可知者，则如散入山间者，避于偏远者，则为不可知之数。即未逃窜者，每村隐三数十户，在编之户每户隐一二丁，其数究竟多少，就只能臆测，无法确知了。”

张迈道：“逃到偏远地区还算是自由民，也还可以理解，逃入藩主、商户、寺庙去做奴隶，那不是自找苦吃么？”

乌爱农一愕，一时不知如何说，慕容归盈在旁道：“大将军，你以仁义治国邦，百姓在你治下做自由自主之民自然甘之如饴，所以不知道世上有些地方，政治会苛刻到让人活不下去，做奴隶虽然悲惨，但若是国家政治过恶，则做国家之奴隶，还惨过做私人之奴隶。”

张迈为之黯然，道：“天下真有这样可怕的事情？”

薛复在旁道：“大将军，你常说觉得自己做的不足，但为何西北百姓，入我治下无不额手称庆？”

张迈问道：“为什么？”

薛复道：“因为我安陇之治，在大将军看来尚有许多不足，但在西域其它部族国邦看来却比他们内部好得太多了！两相比较之下，大将军治下已如天堂了，所以西北百姓乐归我治。”

他说的却是一个当时西北的一个政治事实——张迈、郑渭等人沿途所建立起来的统治并不是已经足够先进了，但由于周边的部落、小国的统治秩序实在太过落后，甚至连起码的政治秩序与基本法律保障都没有，因此相形之下，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一个相对完整的行政体系、一个相对公平的法律体系的安西政府，自然成为了西北各族百姓所向往的地方了。

张迈对乌爱农道：“继续说下去。”

乌爱农乃继续道：“三大隐户中犹以寺奴为多，因甘州本为佛教大盛之乡，即天宝以后，政事日坏，而佛教愈昌，官府势力越弱，而寺院势力则越强，因此安史之乱以后，河西百姓常赖佛寺以自存。丁口虽增，却常不在户籍上显现。然当年在张掖河沿岸便有灌溉良田八十万亩，外县次一等水田二三倍于此，再次一等旱田又二三倍于此，而甘州境内牧场亩数又数倍于此，此安史之乱前甘州之盛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