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九三章 唯一的大佬（上）（第2/4页）

就在他拾掇好了部务，准备大干一场，对大明的财政桎梏动刀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徐阶曾经答应他，待他入阁之后，将由王国光接掌户部，以保证他的举措能延续下去。可是事到临头，徐阶竟然让葛守礼出任户部。老葛是什么人？那是和徐阶一个时代的老前辈，甭管人家在家闲了几年，只要人家一出山，他张居正就只能甘陪末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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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那种不甘人下之人，我只是希望能实实在在地做些事！”张居正的脸微微发红，也不知是因为喝酒，还是因为激动的：“如果志同道合，我就算给他当马前卒又如何？”说着把酒盅往桌上重重一搁道：“可是这老葛，横竖看我不顺眼，和别人能客客气气、谈笑风生，但我一露面，他就闷不吭声。不管我说什么，他都只是‘嗯’一声；我要问他什么意见，他就‘哈’一声；逼急了的话，最多再‘哼’一声，完全拒绝和我对话。”

沈默陪着张居正一起叹气，心里却知道，其实张居正性情深沉威严，入阁后更是十分有相体，难免会给人以‘倨傲’的印象。偏偏葛守礼人如其名，十分注重礼仪规矩，对张居正这种‘目中无人’的表现，自然十分不满。他不认为这是张居正性情使然，只觉着此人入阁之后，便自诩为相、目无余子了，当然不会给张居正好脸色看了。

不过这还在其次，因为如果只为了尊卑的话，看在徐阁老的面子上，葛守礼也就不跟张居正计较了。关键在于，他们持不同政见——在对待财政的问题上，葛守礼是坚定的保守派，他认为应对朝廷的财政危机，要从节流入手。他的理由也很硬气，嘉靖初年时，朝廷的赋税就是这些，当时可以敷衍开支，现在就没道理不行。之所以不行，是因为被贪污浪费的地方太多了，问题出在官吏身上，而不是百姓。因此他反对任何政府主导的改革，认为它们都会因为脱离实际、以及贪官污吏的破坏，而最终变成祸国殃民的恶政。所以他主张应当宽政简行、约束官吏、以不扰黎民为要……这显然与张居正大刀阔斧的改革格格不入。而两人冲突的焦点，又集中在‘一条鞭法’上。

对于张居正大力推崇，并极力在全国推广的‘一条鞭法’，葛守礼却视为洪水猛兽，他在上任后不久，便上了第一道《宽农民以重根本疏》：

奏中很恳切的谈起了他对新法的看法。说：“国初征纳钱粮，户部开定仓库名目和石数价值，小民照仓上纳，完欠之数了然，其法甚便。近年推行之一条鞭法，不论仓口，不开石数，只看每亩该银若干，因在东南取得成功，便被许多人奉为救时良药、仿佛能包治百病一般。其实这玩意儿一点都不新鲜，几十年前臣就见过，不过当时有另一个名字，叫‘一串铃法’罢了。”

然后他回忆起过去地教训道：‘臣当年刚下地方，担任彰德府推官时，其时赋役尚如旧也，历观河南人物殷富、沃野盈畴，一派盛世景象。后有河南巡抚张某，标新立异，以东南之法行之河南，将朝廷的地租和赋税全都并之于地，竟不论户之等则，只论田之多寡，按地课差！然而工匠因没有土地而免差、富商大贾虽多有资财，亦因无田而免役，结果田地愈多者苦愈甚！衣不遮体、终岁辛劳的农民独受其困！故而纷纷效仿，放弃自家的田土，以避朝廷税赋！最后农民器然丧其务本之心，富者贫，贫者逃，致使田土遭弃，化为荒原，许多县极目不见其界……这是书生误国，让黎民百姓雪上加霜的恶政啊！’

“及臣任巡抚时，整个河南荒田弥望，黎民憔悴。荒田至数十万馀顷，人烟继绝，周回几百里！官府招人垦种，亦无有应者，这就是推行新法的结果。当然臣也承认，新法在东南推行颇有成效，但正如‘南橘北枳’的道理，人家东南那边、收入既多，又十年才一应差，故论地亦便。而河之南北，山之东西，地多瘠薄少碱，天常无雨久旱，每亩收入不过数斗，而寸草不生亦有之，且又年年应差！正赋已无力交纳，岂能再加以重役？现在有司非但不思轻徭薄赋，以安生民，反而变法乱常，起科太重，征派不匀！且有胥吏因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百姓焉能不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