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篇】 谶纬与《白虎通义》（第2/8页）

由于《提要》是皇帝敕撰的书籍，自是以后，清代学者多沿《提要》之说，认为谶纬截然不同。其实，谶作为一种神的预言，早已有之；而用于解释“经”的传、记、说等等也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因此从本意上讲，二者是不同的。但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大量的预言打着“圣人”的旗号出现，而用于解经的纬大量引用谶作为立论的根据时，谶和纬实际上也就合二而一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对谶纬的起源作一考察。

谶纬出于西汉之未。汉代通儒谓谶纬起于西汉哀帝、平帝的时候。他们对当时方士化的儒生造作谶纬的底细是知道的，所以才能做出这一论断。

桓谭说：“今诸巧慧小才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后汉书。桓谭传》）

《后汉书·张衡传》载张衡上疏云：立言于前，有征于后，故智者贵焉，谓之谶书，谶书始出，盖知之者寡。自汉取秦，用兵力战，功成业遂，可谓大事，当此之时，莫或称谶。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木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尚书》尧使鲧理洪水，九载绩用不成，鲧则殛死，禹乃嗣兴，而《春秋谶》云“共工理水”。凡谶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诗谶》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图中讫于成帝。一卷之书，互异数事。圣人之言势无若是，殆必虚伪之徒，以要世取资。往者侍中贾逵摘谶互异三十余事，诸言谶者，皆不能说。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千哀、平之际也。

张衡这里所提示的有几点值得注意的，一、张衡给谶书的定义是“立言于前，有征于后”。这是谶语的特点，但他忽视了“谶”是假托神灵的预言，而不是科学的预言。二、成哀之后，始有谶书流传。三、谶书虽托于孔子，但其中记有战国时的事，可见非孔子所作。又有汉时州郡、陵寝，足证谶书出于汉代，成帝、哀帝以后，才有谶纬流传。桓谭、张衡都是汉代通儒，他们距谶纬形成的时间很近，洞悉当时的情况，才能作出这样的论断。此后，有许多学者都赞同张衡之说。清代阎若璩也说：

尝思纬书萌于成帝，成于哀、平，逮东京尤炽。……案或问纬起哀平，子以为始成帝何也？余日：张衡言“成哀之后，乃始闻之。”初亦不省所谓。读班书《李寻传》成帝元延中，寻说王根日：“五经六纬，尊术显士。”则知成帝朝已有纬名，衡言不妄。衡又言“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见尤洞然。（《尚书古文疏证》卷7)

阎若璩推阐张衡之说，认为成帝时已有纬名，而图谶成于哀平之际，是颇有见地的。谶纬出于汉代是有大量的事实根据的。

二、谶纬的定型和兴衰

如上所述，谶纬是汉代方士所造作，依傍经术的书籍。王莽时征通“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汉书·王莽传上》）其中许多是方术之士，大量制造图谶，使零星的谶语，汇成篇籍。后汉光武帝刘秀应图谶兴起。《河图赤伏符》云：“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据《汉书，楚元王传》说刘歆于“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应劭注即引此谶为说。光武帝刘秀生于汉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可见《赤伏符》的谶文在光武帝生前早已流传，所以刘歆才有改名应谶之事。所谓“四七之际火为主”。四七为二十八。光武帝刘秀于王莽地皇三年（公元22年）起兵，汉高帝刘邦于前206年灭秦称汉王，由高帝灭秦至光武起兵正好228年，合于四七之数。《赤伏符》之谶可能出于汉成帝未年，成哀之际，此谶流传已广，所以才有刘歆改名应谶。光武帝取名秀是否也有应谶之意或属偶合，已难详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