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偏执症患者：海瑞（第6/19页）

　　在朱元璋看来，别的罪过都可恕，只有贪污，一个也不能饶过。他制定了残酷的惩贪法律，规定凡贪污六十两以上者，均枭首示众，而且还要把人皮剥下来，里面填上干草，摆到官府公堂对面，用来警告继任者。后来，见此举仍不能制止贪污，又规定：“今后犯赃者，不分轻重皆诛之！”只要是贪污，即使只有一两银子，照杀不误！除了杀头之外，朱元璋还制造出抽肠、刷洗、锡蛇游（用熔化的锡水灌进人口）等骇人听闻的酷刑来惩罚贪污犯。

　　洪武皇帝的治下如同地狱再现，帝国几乎每个县的县衙里都摆着一个皮人，举国杀掉的官员十数百万。上自朱元璋的义子干儿、皇亲国戚，下至无品级的胥吏，只要稍涉贪污，一个也不放过。

　　在大屠杀的同时，朱元璋还十分重视树立典型，表彰先进。他先后树立了王升、王兴宗、陶后仲、隋斌、王平等数十名廉政典型，对他们加官晋爵，大加封赏，并且编了《彰善榜》、《圣政记》等宣传材料，广为宣传他们的事迹。严惩和教育，朱元璋的力度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效果如何呢？虽然一时之间贪官似乎大为减少，然而，力度稍稍减弱，贪污又如雨后春笋，势不可挡。治理了二十多年，到了晚年，贪污案件仍然层出不穷。朱元璋连声哀叹，前边的死尸还没有收走，后边的继任者又贪污上了。治理越重，贪污的反倒越来越多。“似这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

　　其实痴迷不醒的，是几千年来的中国政治。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人尝试过用其他办法来治理腐败，没有人考虑过制度的合理性。

　　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缺乏自省精神的文化。在这样一个完全封闭的文化体系包围下，一切都有现成的正统解释，人们已经丧失了建设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清官是官场上的反面教材

　　从某个角度来说，海瑞的心和朱元璋是相通的。海瑞对朱元璋的残酷惩贪措施完全赞成：

　　我太祖视民如伤，执《周书》“如保赤子”之义，毫发侵渔者加惨刑。数十年民得安生乐业，千载一时之盛也。

　　可以说，上有朱元璋这样愚昧的专制者，下有海瑞这样甘于自虐的“清官”，才造成了中国社会滔滔不止的贪黩文化。吃着粗粮青菜，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过着城市贫民的生活，海瑞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合理。他甘清贫如饴，清贫有助于他保持气节，而富贵温柔则是道德的陷阱。

　　海瑞从来没有反思过，开国之初的经济萧条与现在的经济繁荣不可同日而语，以那时的标准作为现在的俸禄是否现实？要求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摒绝物欲是否可能？推崇中庸的中国文化其实总是在走极端。儒家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个相互对立的群体，宣称一个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为中国文化打下了偏激的底色。

　　凡事都被划为两极，中庸无处藏身。清官们的一丝不取与贪官们的毫无禁忌，其实也是相同文化基因上生长而成的两极。

　　“清官”现象，其实是贪黩文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清官与贪官相辅相成，正如太极之一阴一阳，相互依存。正是清官的“至清”，才造成了贪官们的“至贪”。换句话说，做清官标准太高了，对人的要求太苛刻了，绝大多数人都达不到这个标准。达不到清官标准，那或多或少，就是个贪官，既然贪了，何不贪个痛痛快快？

　　清官在官场中是官员们的反面教材。做清官不仅物质上吃苦，精神上也要承担巨大的压力。每办一件事，海瑞都要严格遵守帝国规定，因而窒碍重重，举步维艰。同僚的讥笑、排挤、不合作，乡绅们的抵制、咒骂、上访甚至死亡威胁，这些都不算，就是在家里，母亲、妻子、亲戚也整日抱怨不已，虽然不敢明着指责他，然而，起码不给他好脸色看。因此，做清官，其实是在日日承受一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