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勇到优雅：满族汉化史（第2/27页）

在这个国家里，当兵打仗是一个人走投无路后不得已的选择。“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与满洲人渴望战死不同，走向战场的汉人们通常是满脸悲愁，路两边是他们哭得昏厥过去的妻子。

当这样两支气质相反的军队相遇时，后果当然可想而知。

（三）

就像食草的大象并不怕食肉的狼一样，中原王朝虽然文弱，但由于其体积的庞大，相对于周围的马背民族还是具有巨大的优势。如果中原王朝能有效地以人口及经济优势来补偿气质劣势，边疆民族永远也不会有下口的机会。汉唐之时，中原王朝曾有过驱逐匈奴人和突厥人的辉煌战绩。因此，我们只能把武勇列为满洲人取胜的第二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应该是中原王朝根深蒂固的老毛病：窝里斗。

中原王朝实际上从来没有败于马背民族之手。它们总是败于自己窝里斗的习惯上。每一次马背民族入侵，都是中原王朝的内部矛盾给人以可乘之机。从岳飞、于谦到袁崇焕，中国不是缺乏铁骨铮铮的汉子，可惜这些汉子最后都不是死在异族的刀剑下，而是被同族人背后的暗箭所射中。

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详细考证中原人窝里斗的根源，那将是另一篇长长的文字。我们只需要知道的是，在明朝和后金争斗的过程中，正是大明王朝的内部斗争，替满族人消灭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并且为他们输送来最急需的人才。

从中后期开始，大明王朝就像唐朝及宋朝后期一样，陷入旷日持久的党争，大臣们拉帮结派，在嫉妒心、名利心、计较心等种种不善之心的盲目驱动下，阴谋陷害，寻机报复，使绊子、穿小鞋、射暗箭，机关算尽，表现出了在对外斗争中少见的坚决、勇敢、残酷。满洲人最惧怕的两个汉人，熊廷弼和袁崇焕的死，都与繁杂的派系斗争有关：熊廷弼是被政敌陷害而遭抄家枭首，袁崇焕被活剐并分食则主要是因为明王朝的内部斗争而不是满洲人那个并不高明的反间计。

窝里斗的起源是因为政治利益，最终却几乎演变成了明朝大臣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乐趣，帝国的力量就这样无谓地消耗在内斗之中。在这种毒化的政治环境之下，每一个官场中人都必须紧紧依附某一帮派才能立足，什么帝国的前途、百姓的疾苦，只能置之脑后。个别有“补天”之志的精英人物在这种情况下也无可奈何：“群小挈手绊足，其任事之劳，不胜救过之念，出嗟于朝，入叹于室。”在大明朝想有所作为是不可能的。从洪承畴到著名的“三顺王”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莫不是在窝里斗中伤透了心，或者是被政敌逼得走投无路，才不得不舍弃父母之邦，投奔前途莫测的异国。他们给满洲人带去了急需的情报、经验和包括“红衣大炮”在内的先进军事技术。

虽然因为吸引了汉地人才资源而迅速强大起来，但如果没有1644年前后整个明王朝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满族人如此顺利地吞并天下也是不可想象的。

当满洲人由于吴三桂的引导穿越山海关的大门时，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汉族人正全神贯注地忙于自相残杀，甚至顾不上认真抵抗自己。

1644年的中原王朝整体上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朝廷。这两大阵营内部又处于分裂状态。两大起义军主力李自成和张献忠彼此仇视，在四川大打出手，而南明政权此刻也分成势不两立的几大派别，为拥立不同的人做皇帝而争执不休。一开始，是隆武政权同鲁监国在福建争立，彼此互不承认。1646年隆武皇帝死后，桂王和唐王又在广东争起了皇帝的宝位。因为互不相让，两个王爷集中全部兵力，在广东大打内战。

因此，满州人发现他们此刻面对的中原王朝，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庞然大物，实际上却是一堆四分五裂没有能力团结起来的碎块。虽然整体上他们人数处于绝对劣势，实际上在每个局部都可以享有相对优势。他们所面临的任务远比当初想象的要简单：只需要集中优势兵力，分而食之，把这些碎块一块一块有条不紊地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