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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袁世凯也给李鸿章发来长文电报，提出：倘若日本无撤兵之意，中国也应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国有慈圣（西太后）之庆典，以为我国必然忍让。如果看出我方准备大举，或可易于结束。请先调水师速来，严加防备，然后陆续派来陆军，以为后备。与此同时，请各国驻我国公使从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决裂。”

袁世凯当然很清楚李鸿章不愿开战，所以说服他一边增兵，派遣海军，一边在各国外交官中活动，多做些工作，这样才可能避免战争。

这期间，日军不断在仁川登陆。大鸟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内阁会议上，内容是：

让四千名士兵侵入汉城的理由难以找到，日本政府的这种措施只能有损于外交关系，若政府为实现出兵之素志，具有应付一切后果之决心，则不必顾及。

陆奥复电说：“我军驻留汉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

日本在朝鲜的负责人软弱，而本国政府的首脑极强硬。中国正相反，在朝鲜的袁世凯不断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鸿章则是尽量回避。

就斗争意志来说，双方的中枢部门从一开始就有很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