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第三十二（第3/6页）

1946年，指挥家瓦尔特想起他年轻时第一次到维也纳并得到认可的事，瓦尔特说：“我觉得我属于维也纳，我从前没有发觉这一点，现在知道了。从精神上说，我是维也纳人。”

蒙巴顿到印度时，首先接见尼赫鲁，他对尼赫鲁说：“尼赫鲁先生，我希望您不要把我看做结束英国统治的最后一任副王，而是前来为新印度开辟航道的首任副王。”尼赫鲁笑着回答老朋友说：“他们说您富有危险魅力，现在我才知道这句话的含义。”

卡冈诺维奇是犹太人，1949年斯大林反犹期间，他的一位近亲被捕，近亲的妻子想方设法求见他。足足过了9个月，卡冈诺维奇才接见了她，没等她开口，就对她说：“您千万别以为，如果我能帮什么忙的话，我还会袖手旁观9个月；您必须懂得：太阳只有一个，剩下的不过是些可怜巴巴的小星星。”

面对人民的欢呼，年轻的艾薇塔回答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女人，一个协助庇隆拯救黎民的女人。我所能做的，就是将庇隆与人民拉近到心连心的距离。”

以色列前总理果尔达·梅厄说过：“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不愿待在家里，宁愿将自己生活中的孩子及家庭置于不顾，她生来就需要更多别的东西，她无法脱离更大的社会生活，她不会因为孩子而缩小自己的视野，这样的女人永远不会休息。”

缪尔达尔说他自己：“我年轻时是一个最热心的‘理论’经济学家。”从20世纪40年代起，“我就成了一名制度经济学家”。

“我很清楚我比父亲聪明得多。”IBM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说这话时刚满18岁，他是一个走街串巷的乡村货郎，开始尝试用对比的方式对自身能力作出判断。与老沃森对其父亲的评价完全不同，小沃森终生保有对父亲的敬仰：“我从来没有宣称过自己胜过父亲，但至少有一点，我的成功可以让人们这样说：将门无犬子。”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欧洲的很多犹太人都迁移过去；但策兰还是决定留在欧洲——他选择了定居巴黎。在给以色列亲戚的信中，他写道：“也许我是活到欧洲犹太人的精神命运终结的最后一个人。”

除号称“灵魂乐第一夫人”外，“灵魂歌后”的尊称更确切说明了艾瑞莎·弗兰克林在美国流行音乐的地位。从一个苗条的年轻女人到后来重达100公斤的身躯，艾瑞莎坦然表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为了保持别人希望看到的身材，经受了太多太多的痛苦。可是，我从来就不想变成像模特儿一样的女人，我只是用心与灵魂唱歌的艾瑞莎。到现在为止，人们好像明白了这一点。”

作为家喻户晓的“阔嘴”明星演员，阿姆斯特朗有一条简单的信念。他说：“我从来不想探索证明什么哲理，只老想怎样搞好演出。音乐是我的生命，它高于一切。但音乐如果不为大众服务，它就没有一点意义。我为广大的听众活着，要到他们中去为他们提供美的享受。”

在就读于著名的三一学院时，贝克特的天分显露无遗，他的自恋也远远超过了别人：“多年来，我一直闷闷不乐，其实我是有意这么做的，尤其中学毕业进入了都柏林三一学院之后。我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不容易接受他人，而且越来越瞧不起别人，甚至瞧不起自己。如果心灵中没有闪现过死亡的恐惧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我一定还沉醉在灯红酒绿之中，一定还目中无人，终日无所事事，因为我觉得自己太优秀了，优秀得别无选择了。”

卡萨尔斯思想上的进一步转变，表现在1951年同慈善家和哲学家史怀哲的谈话上。史怀哲敦促他重返舞台时说：“创作比抗议好。”卡萨尔斯答道：“为什么不两者兼备呢？为什么不既创作又抗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