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服 饰（第4/4页）

卉服，野人仍多用之。朱桃椎缉木叶自蔽，又织芒 以易米茗是已。见第一节。《通鉴》：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唐主性节俭，常蹑蒲履。《注》云：“织蒲为屦，江淮之人多能之。”此即韦坚使篙工柁师所服也。其技盖自唐至宋未变。又有以纸为衣者。《旧书·回纥传》：东京之平，朔方军及郭英乂、鱼朝恩等军与回纥纵掠坊市，及汝、郑等州。比屋荡尽，人悉以纸为衣是也。此则只取蔽体，无益御寒矣。

丧服不可与人接，然泥古之士，仍有守礼不变者。《新书·文艺·孙逖传》：子成，通经术。尝有期丧，吊者至，成不易缞而见。客疑之，请故。答曰：“缞者，古居丧常服，去之则废丧也。今而巾幞，失矣。”此古义也。然《旧书·文苑·萧颖士传》：李林甫采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见。时颖士寓居广陵，母丧，即衰麻而诣京师，径谒林甫于政事省。林甫素不识，遽见衰麻，大恶之，即令斥去。则其事之不谐于俗久矣。

服饰有以为符契之用者，隋之军记带，唐之佩鱼是已。《隋书·礼仪志》：大业七年（611年）征辽东，通诸道合三十军，亘一千四十里。诸军各以帛为带，长尺五寸，阔二寸，题其军号为记。御营内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并分隶内外前后左右六军，亦各题其军号，不得自言。台省王公已下，至于兵丁厮隶，悉以帛为带，缀于衣领，名军记带。诸军并给幡数百，有事使人交相去来者执以行。不执幡而离本军者，他军验军记带，知非部兵，则所在斩之。此军中所用也。《新书·车服志》：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左二右一。左者进内，右者随身。皇太子以玉契召，勘合乃赴。《旧书·崔义玄传》：子神庆，则天时为太子右庶子。时有突厥使入朝，准仪注，太子合与朝参，未降敕书。神庆上疏曰：“伏以五品已上所以佩龟者，比为别敕征召，恐有诈妄，内出龟合，然后应命。况太子元良国本，万方所瞻？古来征召，皆用玉契。此诚重慎之极，防萌之虑。昨缘突厥使见，太子合与朝参，直有文符下宫，曾不降敕处分。令人禀淳化，内外同心，然古人虑事于未萌之前，所以长无悔吝之咎。况太子至重，不可不深为诫慎。以臣愚见，太子既与陛下异宫，伏望每召太子，豫报来日。非朔望朝参，应须别唤，望降墨敕及玉契。”则天甚然之。亲王以金，庶官以铜，皆题其位姓名。官有贰者加左右。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刻姓名者去官纳之，不刻者传佩相付。此平时所用也。又云：高宗给五品以上随身鱼银袋，以防召命之诈。出内必合之。三品以上金饰袋。垂拱中，都督刺史始赐鱼。天授二年（691年），改佩鱼皆为龟。其后三品以上龟袋饰以金，四品以银，五品以铜。中宗初，罢龟袋，复给以鱼。郡王嗣王亦佩金鱼袋。景龙中，令特进佩鱼。散官佩鱼，自此始也。然员外、试、检校官犹不佩鱼。景云中，诏衣紫者鱼袋以金饰之，衣绯者以银饰之。开元初，驸马都尉从五品者假紫金鱼袋。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绯鱼袋。五品以上检校、试、判官皆佩鱼。中书令张嘉贞奏致仕者佩鱼终身。自是百官赏绯紫，必兼鱼袋，谓之章服。当时服朱紫佩鱼者众矣。此则符契变为服饰之渐也。安重荣以为金鱼袋不足贵，刻玉为鱼佩之。《新史》本传。好奢者可谓无微不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