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隋唐五代人民生计（第2/9页）

大雾大雨月余。是月，史思明再陷东都，京师米斗八百文，人相食，殍骸蔽地。案四月已至千五百，加以淫雨，不应反减至八百。史家是岁之文，例皆书于岁末，疑因闰四月改元，误系四月或春末，米斗长至千五百，实在闰月之后。《李皋传》云：多智数，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郑氏以孝闻。上元初，京师旱，米斗直数千，死者甚多。皋变俸不足养，亟请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言上元不言乾元，当在改元之后，足见旱灾在淫雨后，米价因此乃又自八百长至千五百，云数千则过甚之辞也。《旧书·五行志》：广德元年（763年），秋，虸蚄食苗，关西尤甚，米斗千钱。《新志》同。《旧纪》：广德二年九月，自七月大雨未止，京城米斗值一千文。蝗食田。又云：是秋，蝗食田殆尽，关辅尤甚，米斗千钱。《新书·五行志》：广德二年（764年），秋，关辅饥，米斗千钱。又云：秋，蝗，关辅尤甚，米斗千钱。《通鉴》则总书于是岁九月，曰：关中虫蝗霖雨，米斗千余钱。《旧纪》：永泰元年三月，岁饥，米斗千钱。诸谷皆贵。又云：是春大旱，京师米贵，斛至万钱。《新书·五行志》云：永泰元年（765年），饥，京师米斗千钱。《通鉴》云：是春不雨，米斗千钱。《旧纪》又云：七月，庚子，雨。时久旱，京师米斗一千四百，他谷食称是。观此及永泰元年（765年）之文，而知凡言米贵者，诸谷必皆贵矣。《旧纪》又云：大历四年八月，自夏四月连雨至此月，京城米斗八百文，官出米二万石，减估而粜，以惠贫民。《天文志》《五行志》略同。《纪》又云：五年七月，京师斗米千文。《天文志》亦同：《纪》六年（771年）云：是岁春旱，米斛至万钱。《食货志》：建中初，自兵兴已来，凶荒相属，京师米斛万钱，官厨无兼时之食。百姓在畿甸者，拔谷按穗，以供禁军。《本纪》：贞元元年二月，河南、河北饥，米斗千钱。《新书·五行志》：是年春，大饥，东都、河南、河北米斗千钱，死者相枕。《旧纪》言是月丙寅朔，遣工部尚书贾耽、侍郎刘太真分往东都、两河宣慰，盖即为是？《旧纪》以河南苞东都，《新志》则析言之也。《新书·李晟传》：晟言李怀光不可赦云：“今河中米斗五百，刍藁且尽，人饥死墙壁间。”《通鉴》系其事于是年四月，则河中屯兵虽多，战事迫在眉睫，米价犹仅半于河南北矣。《旧纪》：贞元二年五月丙申，自癸巳大雨，至于兹日。饥民俟夏麦将登，又此霖澍，人心甚恐，米斗复千钱。《新书·五行志》亦云：是年五月，麦将登而雨霖，米斗千钱。观《旧书》之文，则自此以前，西都米价，已尝升至千钱矣。《旧书·张孝忠传》云：贞元二年（786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复大兵之后，民无蓄积；饥殍相枕。孝忠所食，豆 而已。则是岁河北米价，又较元年（785年）春间为贵也。《通鉴》：贞元三年七月，上复问李泌以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征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泌事多出其子繁造作，不足信，说已见前，然造作之说，亦必以当时情势为据，故仍可考米价也。《通鉴》又云：自兴元以来，是岁最为丰稔，米斗直钱百五十，粟八十。诏所在和籴。案景龙元年（707年）米斗百钱，史家已以为贵，此时币价，当倍蓰于景龙，而百五十钱，已须和籴者。谷贵既久，虑其骤贱伤农也。《通鉴》：贞元八年（792年）又载陆贽论边储之语，谓江淮斗米钱百五十，而京兆诸县七十，请减来岁之运，今京兆加价以籴，而以停运之米于江淮减价以粜，详见第二十章第二节。足见斗百五十之价，于京兆为贱者，于江淮仍为贵。盖因有无不能相通，故各处米价，差异殊甚也。《通鉴》元和元年（806年）云：是岁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钱者。唐代米价见于史者，当以是为最廉。《新书·吴武陵传》：长庆初，窦易直以户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盐北边，会表置和籴贮备使，择郎中为之。武陵谏曰：“今缘边膏壤，鞠为榛杞，父母妻子不相活。前在朔方，度支米价四十，而无逾月积，皆先取商人，而后求牒还都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