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方诸国（第3/3页）

占城：欧《史·四夷附录》云：自前世未尝通中国。显德五年（958年），其国王因德漫遣使莆诃散来。因德漫，《本纪》作释利因德缦，《旧纪》同，而缦作漫。《新纪》于显德六年（959年），又书占城使莆诃散来。贡猛火油八十四瓶，蔷薇水十五瓶。其表以贝多叶书之，以香木为函。猛火油，以洒物，得水则出火。蔷薇水，云得自西域，以洒衣，虽敝而香不灭。案占城即古林邑，不得云前世未通中国。《传》又云：其人俗与大食同；盖来者实贾胡也？《南汉世家》：梁克贞既擒曲承美，又攻占城，掠其宝货而归。可见占城是时，与西域通商颇盛。《四夷附录》又云：五代四夷见中国者，远不过于阗、占城。史之所纪，其西北颇详，而东南尤略。盖其远而罕至，且不为中国利害云。占城之南为真腊。据《新唐书》所记，仅开元、天宝时，陆真腊王子来；大历中，其副王及妻来。水真腊，元和中遣使入贡，后遂无闻，所谓远而罕至也。

《新书·宋庆礼传》云：武后时，为岭南采访使。时崖、振五州首领更相掠，民苦于兵。唐时，今琼州岛置崖、振、琼、儋、万安五州。万安州，今万宁县。使者至，辄苦瘴疠莫敢往。庆礼身到其境，谕首领大谊，皆释仇相亲，州土以安，罢戍卒五千。此今琼州岛之情形也。

四裔之遵陆而来者，自天宝以降，虽渐觉德不及远，其航海而来者，则讫五代仍盛。《新书·地理志》载入四夷之路七，而由海者二焉。登州入高丽、渤海道，即自今蓬莱入海，缘辽东半岛东岸至新罗，西北泝鸭绿江，过句丽故都，遵陆行，抵今吉林，以至渤海境者也。广州通海夷道，则自广州西南行，过占城，出麻六甲海峡，入印度洋，抵锡兰，缘印度西岸行，以入波斯湾而至大食之缚达。此路经近世西洋史家考证明白，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备载之。见其书第六章。商务印书馆本。冯氏云：此盖当时波斯、大食海舶往来要道。日本桑原骘藏《蒲寿庚传考证》四云：西历九世纪中叶，阿刺伯地理学家易逢柯达贝氏（Ibnkhordadbeh）所著书，与贾耽所传，方向相反，而大致相同。据冯攸译本，易名《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商务印书馆印行。欲考南海海舶所经，当以释藏诸传补之。据所考：则出口之地，最多者为广州，次则交州，亦间由今合浦、钦县。航程所止，或为苏门答刺之室利佛逝，或为印度南端之师子洲，或为印度之耽摩立底、耶伽钵亶那、诃利鸡罗。广州、印度间诸海港，则有交州、占波，马来半岛东岸之郎迦戌，爪哇之诃陵，苏门答刺之室利佛逝、末罗瑜，马来半岛西岸之羯荼，翠蓝屿之裸人国云。第七章。此时中国、大食，皆有海舶。大食之舶，较中国小而速，而亦较脆弱。西历十世纪中叶，五代末。马库狄氏（Masudi）由波斯湾之巴士拉，乘大食贾舶至马来半岛之基拉（Killah），言其地为西方贾舶所集，东行者恒至其地易中国舶。又言唐末内战未作时，中国贾舶常迳至西方，西方贾舶亦迳来中国云。《蒲寿庚传考证》三十。刘继宣、束世澄《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云：颜斯踪《南洋蠡测》谓新忌利坡新加坡。有唐人墓。张燮《东西洋考》，谓爪哇国人分三种：曰唐人、土人、西蕃贾胡。马库狄于西历九百四十三年晋高祖天福八年（943年）。至苏门答腊，见其地有华人甚多，从事耕植，巴邻旁尤为荟萃之枢。第二章。亦商务印书馆本。则不惟估客，即农民亦有移居者矣。海表习呼中国人为唐，盖由于此。宋朱彧《萍州可谈》云：汉威令行于西北，故西北呼中国为汉。唐威令行于东南，故蛮夷呼中国为唐。崇宁间，臣僚上言，边俗指中国为汉、唐，形于文书，乞并改为宋。诏从之。然《明史·真腊传》云：唐人者，诸蕃呼华人之称也，海外诸国皆然，则所能改者，亦止于官文书而已。蒙古时，西域称中国人曰桃花石，说者颇多，桑原骘藏谓实唐家子三字之音译，说颇近理，见所著《蒲寿庚传考证》三十三。印度、南洋，亦有海舶通中国。日本僧元开撰《唐戒师鉴真赴日传戒行记》，谓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见费瑯《南海中波斯》，在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续编》中，商务印书馆本。婆罗门指印度，昆仑则南洋黑人之称也。其时为西历七百四十二年，唐玄宗之天宝二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