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炀帝夺宗

隋高祖五男：曰房陵王勇，曰晋王广，曰秦王俊，曰蜀王秀，初封越王。曰汉王谅，皆文献皇后独孤氏所生。帝惩周代诸侯微弱，受禅之岁，即立勇为太子，封诸子为王。又立行台尚书省，以诸王为令，入牧雍州，出为诸州总管，遇征伐则为行军元帅，其期望之甚厚。参看《隋书·于义、元岩传》。高祖受禅之岁，即以广为并州总管，秀为益州总管。开皇元年正月，置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广为令；河南道于洛州，以俊为令；西南道于益州，以秀为令。三年十月，废河南道行台省，以俊为秦州总管。六年十月，置山南道行台尚书省于襄州，以俊为令。伐陈之役，俊为河南道行军元帅，屯汉口，为上流诸军节度。陈平，拜扬州总管，镇广陵。岁余，转并州。广以六年十月，征拜雍州牧，伐陈，为行军元帅，陈平，复拜并州总管，江南乱，徙扬州，十六年（596年），乃归藩。秀为西南道行台，岁余而罢，十二年（592年），复出镇蜀。谅十二年牧雍州，十七年（597年）为并州总管。韦世康以十五年十月为荆州总管。传言时天下惟置四大总管，并、扬、益并亲王临统，惟荆州委于世康，时论以为美，可见其任之重也。并州治太原，益州治成都，洛州治洛阳，秦州治天水，襄州治襄阳，荆州治江陵，皆今县。广陵，后改为江都，见第一节。然诸子皆不令。俊以奢侈，违犯制度，开皇十七年七月，征还京师，免官，以王就第。二十年六月，薨于秦邸。是岁十月，太子又废。

太子勇之废，史家归咎于独孤后。云：后性妒忌，后宫莫敢进御。见诸王及朝士有妾孕者，必劝上斥之。此即因其谗高颎之说而附会，见下。勇性率意任情，多内宠。昭训云氏尤嬖。妃元氏无宠，尝遇心疾，二日而薨。后意有他故，甚责望勇。晋王知之，弥自矫饰。后来朝，临还扬州，入内辞后，泣言东宫欲加屠陷。后忿然。王知后意移，始构夺宗之计，引张衡定策，遣宇文述交杨素弟约，令喻旨于素。衡为河北行台曹郎，并、扬二州掾。宇文述平陈有功，王镇扬州，奏为寿州刺史。寿州，今安徽寿县。素揣知后意，又从而谗构之。而太子遂废。《勇传》言其将废，高祖在仁寿宫，见第一节。知其不安，使素观之。素还，言勇怨望，恐有他变。乃于玄武门达至德门，玄武门，隋大兴宫城西北门。至德门，在宫城东北隅。量置候人，以伺动静。东宫宿卫，侍官已上名籍，悉令属诸卫府。晋王又令段达私于东宫幸臣姬威，达胁威告东宫非法。九月，车驾至自仁寿宫，翼日御殿，谓侍臣曰：“我新还京师，应开怀欢乐，不知何意，翻邑然愁苦？”吏部尚书牛弘对曰：“由臣等不称职，故至尊忧劳。”高祖既数闻谗谮，疑朝臣皆具委，故有斯问，冀闻太子之愆，弘为此对，大乖本旨。因作色谓东宫官属曰：“仁寿宫去此不远，而令我每还京师，严备仗卫，如入敌国，岂非尔辈欲坏我家国邪？”又述勇罪状曰：“新妇初亡，我深疑使马嗣明药杀。我曾责之，便怼曰：会杀元孝矩，妃父。此欲害我而迁怒耳。”又云：“我恒畏其加害，如防大敌。”高祖之所疑可知。《传》述勇见疏之由曰：某岁冬至，百官朝勇，勇张乐受贺。高祖下诏，言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自此恩宠始衰，渐生疑阻。时令选宗卫侍官入上台宿卫。高颎奏称：“若尽取强者，恐东宫宿卫太劣。”高祖作色曰：“我有时行动，宿卫须得雄毅，太子毓德东宫，左右何须强武？此极敝法，甚非我意。我熟见前代，公不须仍踵旧风。”盖疑颎男尚勇女，形于此言，以防之也。《通鉴》：开皇二十年（600年），贺若弼复坐事下狱，既而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