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海瑞的遮羞布（第2/14页）

那么让我们再回到海瑞去世的前一年，也就是万历十四年（1586年）。或许是感觉到了自己已经来日无多，海瑞给万历皇帝写了一份奏疏。这份奏疏字字如刀剑，入骨三分。如果说刚刚步入权力系统的海瑞，以一个小官僚的身份对国家体制的看法是“求复国初”，即按太祖皇帝（朱元璋）的规矩办事；那么在经历了将近三十年的宦海浮沉，海瑞所坚持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变化。他在呈给万历皇帝的报告里，如此写道：

—皇帝励精图治，国家并没有变好。这主要是因为对官场上的贪渎之徒刑罚过轻。

—官员们要求朝廷对士大夫能够以礼相待，对他们以礼相待，那又拿什么对待无辜的百姓？

—如今天下贪污腐败成风，只有恢复太祖皇帝贪污八十贯就绞死的律令，以及剥皮实草的酷刑，才能扭转贪风。

前后对照，我们会发现时间在变，海瑞始终是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份刀头舔血的奏疏背后，是海瑞心头难以舒缓的怨气。身为官僚集团中的一员，海瑞给人的感觉，一直是官场异类。他就像是一个带着前世诅咒的复仇者，向这个既让他忠实依附，又令他极端厌恶的官僚群体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攻击。尽管如此，他生存的价值要远远低于他的道德消耗值。海瑞死后，万历皇帝一语就道破其中真谛：瑞在世庙时，直言敢谏，有披鳞折槛之风；清约自持，有茹蘖饮冰之节。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

皇帝说这番话的时候，海瑞已经不在人间。在万历皇帝的眼中，像海瑞这样的“清官”只能“用之以镇雅俗，励颓风”，做一块官场的招牌，用来装饰道德的门面，鼓动官员们学习其精神。至于“当局任事”，参与实际权力运作是不合适的。尤其是到了后太祖时代，官僚集团在利益的驱使下，只能蒙住双眼，无视高悬于帝国天空的那面道德旗帜。眼睛里看不见，不代表现实里就不存在。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海瑞，官员的谁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嗤之以鼻，还必须装出奉为圭臬的样子。对于这个言必称“祖制”的家伙，他们反对他，就等于反对“祖制”，谁能担得了这么大的罪过。海瑞“挟祖制”横空出世，很快就占据了大明朝道德意识形态的制高点。

万历十四年（1586年）四月与七月，刚刚从地方官升任南直隶提学御史不久的房寰，因“自负材谞”并受同僚鼓动，居然冒险上疏，弹劾他的顶头上司、当时名动天下的“当朝伟人”海瑞。

房寰在奏疏里用词极为苛刻，简直就是一场人身攻击。下面我们不妨来解读一下房寰攻击海瑞的几大理由，看一看能不能立住脚。

—大奸极诈，欺世盗名：“莅官无一善状，唯务诈诞以夸人。”

海瑞是个大奸大伪之人，天下人完全被他的虚伪表象所蒙蔽。他在任上断案，并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对于疑案的判决，海瑞主张：“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海瑞的断案原则完全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断案过程中，无论“屈”谁都是不公平的，所以海瑞的断案原则完全不符合法治精神。另外海瑞曾经要求土地争议的解决一律要以书面契约为依据，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草根农民来说，这么做不具有人性化。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很少使用书面契约来发生借贷关系。由此推断，海瑞的做法不仅武断而且可以说是毫无道理可言。

根据《野获编》记载，当时的吏部给事中戴凤翔曾疏参“瑞出京师，用夫三十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余人。昨年差祭海神，假称敕访民事，恐吓当路，直至本乡。虽柴烛亦取足，有司抬轿径入二司中道，致夫皂俱被责三十，尚不愧悟！”也就是说，海瑞在要求别人不要铺张浪费的同时，自己出行却大讲排场，且有假公济私的行为。另外由于自己的独特行事规则，每到一个地方为官，都搞得地方不得安宁。地方乡绅和有钱人因害怕而背井离乡，导致地方生产衰落、经济凋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