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莫扎特和共济会：纳粹的难题（第3/9页）

在一个让人不自主地想起18世纪90年代中期反雅各宾宣传的段落中，鲁登道夫用这套纯属子虚乌有的说法来支持一个观点，即莫扎特在《魔笛》中设置了反共济会的主题，而这个危险的策略导致他过早地死在共济会士手中。她提出，犹太人害怕阴谋暴露，引起公愤，就强迫莫扎特和剧本作者席卡内德写一部歌剧颂扬共济会。但《魔笛》把两个矛盾的传说纺织在一起，而莫扎特技法之高超，令任何熟知内情的观众都看得出他以象征手法表达了真正的意图：

魔笛是帕米娜的父亲（日耳曼人民）取自千年的日耳曼橡树刻成的，它就是日耳曼音乐；塔米诺（莫扎特）想用这支魔笛来劝诱黑暗邪恶兄弟的内心，让他们拯救因母亲夜后（玛丽娅·特蕾莎）而被俘虏的帕米娜（玛丽·安托瓦内特）；若不成功，则注定成仁。[105]

到1936年，《对路德、莱辛、莫扎特和席勒犯下的未被补偿的罪行》已经印行了55000本。[106]同年，玛蒂尔德·鲁登道夫把关于莫扎特的一章扩成一本专著，题为《莫扎特的生平和暴亡》（Mozarts Leben und gewaltsamer tod）。这本更大型的著作只不过把早先那一章的说法重新说了一遍。然而，素材细节却更为详尽，大量引用格奥尔格·冯·尼森（Georg von Nissen）出版于1828年、由莫扎特的遗孀康斯坦重新编辑的《莫扎特传》，引用部分几乎占到三分之二。

玛蒂尔德·鲁登道夫的阴谋论于是贯穿了莫扎特的整个人生。第一个遭受指控的是利奥波德·莫扎特（Leopold Mozart）——他只在意剥削儿子的才能，为了换点钱而强迫他周游欧洲，让他思乡病起而不可自拔。利奥波德还说服他的儿子加入萨尔茨堡的共济会，而他的赞助人，同一会所的另一个会士科罗莱多大主教（Archbishop Colloredo）则因为莫扎特拒绝以其所要求的意大利风格创作而迫害他。莫扎特搬到了维也纳，通过创作德语歌剧而尽力克服意大利影响，但这一努力再次被他的共济会同伴葬送。在这一语境中，鲁登道夫全文引用了莫扎特在1785年3月21日写给安东·克莱恩的那封广为流传的爱国主义信件，信中谈到了想开创德国民族歌剧的愿望。鲁登道夫在引文前加了如下评论：

由于莫扎特开创了德语歌剧，由于他一举成功，决定性地为德国人民征服了意大利音乐，将其替换为更珍贵的事物，由于他在世俗音乐领域内成就了巴赫和亨德尔在圣乐领域成就的事业，由于他在所有音乐创作领域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对于超国界的共济会力量及其目标而言就成了一个强劲的敌人。德国人永远可以从他不朽的作品中获得力量，因此他让那些想要“把人民从种族、民族和语言中解放出来”、强迫他们进入犹太或犹太—基督教世界帝国的人无比憎恨。这就是这个阳光而善良的人处处遭到暗算的原因，每一个天才卓绝的人物都会招来不那么天才的嫉妒者如此暗算。[107]

鲁登道夫的书对莫扎特的诠释是反共济会、反犹、反教会、反世界主义的，看上去和纳粹德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氛围完全契合。但它没有获得官方认可，甚至被宣传部长戈培尔否定，最初可能是因为希特勒和前盟友埃里希·鲁登道夫在1933年后关系日益紧张。[108]它未获宣传部长首肯，更具体的原因则是玛蒂尔德及其同僚源源不断地在具有崇高地位的民族人物身上炮制阴谋论，如费希特、莱布尼兹、尼采、舒伯特和J.S.巴赫等，而戈培尔对此日益恼怒。他决心不计代价地叫停这样的活动。

3.玛蒂尔德·鲁登道夫关于莫扎特的反共济会著作的封面和扉 页。

促动当局对鲁登道夫采取行动的是她的另一项主张，即歌德和共济会士在毒杀弗里德里希·席勒，致其于1805年早逝一事中起到重要作用。歌德协会对此感到极为愤慨，并在1935年委约席勒专家马克斯·海克尔（Max Hecker）写下《席勒的逝世和下葬》（Schillers Tod und Bestattung）一书反驳鲁登道夫的观点。另一位席勒专家尤利乌斯·佩特森（Julius Petersen）紧随其后，在《歌德协会季报》（Vierteljahrsschrift der Goethe-Gesellschaft）1936年第1卷中谴责她的著作为“追求轰动效应的文献，在民族自我指控的泥淖中洒了一杯有毒的鸡尾酒”[109]。在同一年，席勒的死因由沃尔夫冈·魏尔医生（Dr.Wolfgang Veil）进行了细致的医学调查。他没有找到席勒被谋杀的证据。[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