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序奏：1931莫扎特年（第4/6页）

沃尔夫—费拉里虽然没有像施特劳斯那样臣服于不着边际的创作，他改编的《伊多梅纽》却也呈现出后瓦格纳风格，最为突出的是在一幕内做到音乐连续不间断。在把施塔尔的新德译本配上音乐时，他决定大幅删减宣叙调，其中许多都穿上了和莫扎特原稿完全不同的乐队外衣。另外，他还删去了一些咏叹调，改变了芭蕾音乐中固定的段落顺序，压缩了第三幕。1931年，他在写下自己的处理方法时，承认既有重写，也放弃了歌剧中“长得无法忍受的宣叙调”。但他申辩道，他的目的始终是尽可能多地保留莫扎特的音乐。他明显想在自己的构思和施特劳斯的之间划清界线，提出，尽管有些重写的素材听起来现代得令人吃惊，但他仍然可以证明他写的所有东西都源自莫扎特。[23]

虽然沃尔夫—费拉里版的《伊多梅纽》并未引起施特劳斯—瓦勒斯坦版那样的争议，首演时的演员却没帮这个版本什么忙。显然，德国音乐刊物上最早的评价只是尽责报道，并无热情。[24]赫伯特·F.派泽尔为《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写的报道则大肆贬抑，认为尽管沃尔夫—费拉里真心可鉴，他的改编在戏剧上却没有生命力。他对1931年巴伐利亚州首府的演出水准大加挞伐，批评声乐演唱乏味而无特色。不过派泽尔把最严厉的批评给了汉斯·克纳佩茨布什（Hans Knappertsbusch），认为他指挥莫扎特的作品时“出手沉重如铅，其余则缺乏想象力、粗糙且毫无特色”。乐队也未能幸免：其演奏“令人憎恶”，声音“有如在六个月里没调过音，至少六个月”。[25]

派泽尔认为沃尔夫—费拉里未能重振莫扎特这部歌剧的观点，也得到最初演出统计数据的支持。在下一季中，只有慕尼黑忠于沃尔夫—费拉里和施塔尔。相比之下，施特劳斯作为作曲家的更高声望保证了他的版本能引起更广泛的兴趣，不来梅、玛格德堡和曼海姆均制作上演。柏林随之于1932年11月在市立歌剧院（Städtische Oper）制作上演。

纳粹上台后，这两个竞争版本的声誉均有所起伏。起初，在1933—1934和1934—1935乐季中，《伊多梅纽》从所有德国歌剧院消失了。帝国戏剧顾问莱纳·施洛瑟（Rainer Schlösser）——纳粹宣传部指定的戏剧审查官——试图以一纸文件纠正这一疏忽。在一份1935年6月21日签发、下达所有歌剧院管理层的文件中，有一份很长的在德国舞台上可被接受的作品列表。在被推荐为标准曲目的莫扎特歌剧中，施特劳斯版《伊多梅纽》获得特别支持。[26]

在那个时间点上，施洛瑟一定没有意识到，施特劳斯版违背了纳粹法律，因为剧作者瓦勒斯坦是犹太人。鉴于施特劳斯在德国音乐生活中的影响力，特别是他于1933年11月被聘为帝国音乐局长，这个问题甚至可能被忽略了。然而，在施洛瑟发出指示仅三天后，施特劳斯就在纳粹眼皮底下犯下一桩高调得多的罪过：在德累斯顿首演的歌剧《沉默的女人》（Die schweigsame Frau），其剧本作者是奥地利犹太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尽管作品受到公众的热情欢迎，但是当局对作曲家顽固地拒绝停止和茨威格合作颇为不快。希特勒和戈培尔态度明确，拒绝出席首演。盖世太保后来截获一封施特劳斯给茨威格的信，信中对纳粹的文化政策颇有微词，之后施特劳斯就被迫于7月6日辞去帝国音乐局长一职。[27]

这些事件对这两版《伊多梅纽》之后的命运都有影响。如果说施洛瑟起初推荐重演施特劳斯版没有什么分量的话，他后来对沃尔夫—费拉里版的支持则保证了这一在种族上无可指摘的版本（沃尔夫—费拉里和施塔尔都是纯种雅利安人）占领舞台。[28]《伊多梅纽》由此于1936年至1940年之间，在德国的歌剧院享受了一段温和的复兴，第一场演出是1936年5月27日在慕尼黑重排的沃尔夫—费拉里版。两年后，沃尔夫—费拉里版出版了声乐缩谱，这是获得官方认可的另一项证明。[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