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茉莉

老友A君，将七十翁也；退休前任某出版社副总编。该社不大，在业内口碑颇佳；赖其慧眼识珠，推出过不少好书。

君乃善良长者，向以仁心处世待人，虽属无神论者，对特蕾莎修女则敬若女神。他的儿女都在国外成家立业了，老伴也去世了，唯他一人留在北京，住出版社分给他的一幢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老楼的三居室内，九十几平米，住得极满足。自恃身体健康，未雇“阿姨”。终日读书，写随笔、散文，钩沉往事故人，活得倒也澹淡充实，幸福指数挺高。

几年前，他的家曾是我们共同的二三好友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之处。在他书房，正面墙上悬挂特蕾莎修女大幅油画像，他请一位画家朋友为他画的，以一方精美古朴的老砚谢之，所谓各得其所。画像左右配挂条幅，乃君亲笔所书特蕾莎修女生前常说的话：

“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的，反逻辑的和自以为是的；不管怎样，都要原谅他们。”

“即使你将你最好的留给世界了，对世界可能也是微不足道的；但你还是要将最好的留下。”

他的书法在京城小有名气，若别人求字，每以特蕾莎语录相赠。

曾有人执意要其写孔子语录——多为官场中人。所谓“国学”在官场大热后，执该意者尤多。

他却每次都教导彼们：“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特蕾莎修女是世界的，但也应是中国的。二者的思想都是可敬的，比起来，孔子家族从王权那儿所获得好处太多太大了，简直也可以用‘罄竹难书’来形容。而特蕾莎修女没从任何利益集团那儿沽钓过任何好处，她是一位纯粹地为世界上穷困的人们服务的人，她的一生更是不为任何个人利益竭诚努力的一生——还是写她的话吧。”

倘对方坚持己见，他竟会放下笔，正色道：“要么写特蕾莎修女的话，要么算了，只能请你原谅我驳了你的面子。”

有几次我也在场，眼见他将对方搞得怪难堪的，待对方走后，忍不住劝他何必那么认真？

他却说：“我太讨厌奉迎之风了，俗不可耐。”

他对自己的人生如此评价：“一件害人的事也没做过，给人世间留下了几本好书而已。”

A君称得上是难得的好邻居。那幢六层老楼没电梯，一星期一次，他定期搞楼道卫生，二十几年从未间断，四季如常。他家住三楼，既不但每次从六楼认真扫到一楼，还用拖布拖。拖一遍，至少换三桶水，有时竟拖两遍。他所住的那个单元，楼道总是干干净净的，楼梯扶手更是一尘不染。而另外四个单元的楼道，则脏得近乎垃圾楼的楼道了。那幢楼原本住着两个事业单位的人家，老住户或将房子卖了，或租出了，后搬入的人家都拒绝交每月一二十元的清扫费（从前每月十元，后来也不过每月二十元）。没专人清扫，也不是每个单元都有一位他那样的义务清扫工，自然就脏。脏得实在让人看不下眼去的时候，由街道干部强迫着，才一家出一个人来一次大扫除。也不是每家都肯出人，租房住的外地户尤其不肯出人，在那种时候每锁上门，全家大小遛弯儿去了，等大扫除过后再回家。反正都不是老户，即使住对门同时开门见着了也不说一句话，便根本都不在乎给对方留下怎样的印象。或许，还都想给对方留下这么一种印象——别惹我啊，我不是好惹的，我是草民我怕谁？几次大扫除后，出人的人家就很生不出人的人家的气，见着了不拿好眼色瞪对方。对方也还以冷眼，意思是——我家门槛以外的卫生关我什么事？下次我家还没人，你管得着吗？气死你！仿佛，要证明自己正是那种不管自己怎样，别人那都必须包容自己的人。结果便是，互相嫌恶。这使街道干部们很头疼、很无奈，因为有关方面经常检查社区卫生。怕受批评，后来干脆由街道出一笔钱，每两个月雇人打扫一次那幢楼的楼道。虽然如此，A君仍充当着义务清扫工，他难以忍受两个月才打扫一次的楼道的卫生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