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之“存在主义”

当年，批判“存在主义”哲学曾被列为学界重点任务。

我本不清楚什么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糊里糊涂地表态，殊违己愿，故那时还真的读了几本关于“存在主义”的书，基本上算是比较明白了。

严格地说，存在主义根本构不成是一种思想上的学派，也难以归于任何一种主义。它根本谈不上是一种哲学，只不过是一种近乎哲学的思想现象的共同标签。并且，当时的所谓“存在主义者”大部分很讨厌被别人贴上这一标签，而且互相颇为反感，抛弃标签唯恐不及时。

在每一份“存在主义者”的名单上，几乎都少不了雅斯培、兹德格尔、萨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莫尔克和尼采们。

他们绝非自行联合的“同志”，而是研究所谓“存在主义”思想现象的学者，大学教授们的一厢情愿的归纳。

按美国研究“存在主义”的著名学者W．考夫曼看来，“这些人物所共有的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他们那热烈的个人主义”。

“他们那热烈的个人主义”又是一种怎样的“个人主义”呢？

与自私自利肯定是不同的。

那是一种“拒绝归属于思想上任何一个派系，否认任何信仰团体（特别是各种体系）的充足性，将一概传统哲学视为表面的、经院的和远离生活的东西而对之显然不满——这就是存在主义的核心”。

“充足性”三字，可理解为“全面性”——否认任何信仰的“充足性”，即否认任何信仰的全面性——在所谓“存在主义者”们那里，主要是针对宗教信仰而言的。

考夫曼同时认为——“存在主义是一种每个时代的某一部分人都有的感受”。

那是一种信仰危机的或强烈或隐微的感受。而用文字描写呈现此种感受，作家们远比哲学家们内行，于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因其小说《地下室手记》和《变形记》在以上方面的出色特征，也被贴上了“存在主义者”的标签，但他们本人实际上对于所谓“存在主义”的哲学概念毫无兴趣。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写《地下室手记》时，“存在主义”这一概念还没被提出呢。他被归于“存在主义者”多少是一个意外——哲学动物偶尔将目光瞥向文学动物，发现《地下室手记》中的“我”太有信仰危机了，于是说：“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者’”——结果不但“我”成了典型的“存在主义者”，“我”的创造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被强行收编了。

卡夫卡的《变形记》以及其后尤涅斯库的《犀牛》，都是表现他们所处的时代对人之异化的代表作。

因而后来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所谓“存在主义”，其在哲学上的成熟远不及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的“存在”。

问题是——那些曾经的“哲学动物”也罢，“文学动物”也罢，其质疑、呈现、揭穿、批判，矛头本是直指资本主义时代之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现实的。他们的思想，乃是拥护资本主义的人们所坚决反对的。

将投枪掷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和信仰的人，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曾遭到同样批判。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倒也没怎么批判过他们，任“存在主义者”们自说自话地“存在”着而已。即或有所批判，也不过是纯学术界司空见惯的事，政治是从不参与的，连宗教也未假以颜色。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存在主义”是从纯粹个人感受出发对现存世界的秩序之合理性的质疑和否定而已。

当年的我也并没将“存在主义”当为一门哲学，正如我从不认为尼采的乱七八糟的思想居然算得上是哲学。“存在主义者”们那种感受我也有，从小到大一直有——现在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