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之死

魏末以降,所谓“竹林七贤”,每成历代文人之心结,近当代亦然。古时文人,近当代文化知识分子的延种也。规律乃是——倘世道开明,文化知识分子处境适焉,所议便少。反之,所议则频。禁议,心耿耿然。

“七贤”无非七位不愿入仕为官的文人而已。

“不愿”并不客观,主观上都是愿的。文人以文为特长,这特长古代无法养活自己,更遑论“齐家”了。所以古代的文人,若当不成官,也非富家子弟,娶媳妇都不容易。曹魏政权末年,天下有了两个“中心”。这肯定不会是常事,两个“中心”必有一个终将瓦解,于是文人都面临选边站队的局面。以当时情况看来,曹魏政权虽是正统“中心”,但气数已颓不可撑。司马家族取而代之的野心昭然若揭,但行径上肯定属于篡位。

篡位者,古之首逆也。当时的文人如果选择效力于正统,下场肯定可悲,甚至会很惨。若预先投靠向司马集团,虽属识时务的决定,但又会背上无节的历史污点。

“节”与利不可得兼,于是“隐”成为明智之举,其实也是无奈选择。而所谓“林”,并非真的深山老林,城乡接合部偏于乡的地方而已。

对于文人,“节”关乎名誉。名誉非一己之事,影响着子孙后代的前途。说到底,不仅是德怎样的问题,也是眼前利和长远利的问题。

曹家篡位,结果也轮到了自己将被打翻在地。即使司马家族篡位成功,彼们的下场也难逃规律——看分明了此点,“隐”几乎也是自保的唯一策略。经济条件优渥的,过隐逸的生活,未尝不是另一种享受;缺乏经济保障的,只有自食其力,自给自足,那叫遁隐,主语是“遁”,逃避行为。所幸当时的士人大抵因为当不成官就娶不起妻,没家庭拖累,所以隔三岔五地凑个饭局还不是件难事。对于他们,饭局要求也不高,有酒就成。后世的画家,画到他们,或是一齐醉卧竹林,或是谈诗话文——即使后一种情况,画面上也少不了酒具。酒、诗和女人,是他们的生活常态。画“竹林七贤”的画中并未出现过女人,乃为贤者讳也。

嵇康是“七贤”之首。他本是曹氏王朝的贵婿,当过养闲处优的中散大夫;那时他还是美食家、养生学者,对诗文的爱好,反而在养生之下;对玄理的热衷,反而在事理之上。

司马昭杀嵇康,使嵇康垂名于史。

司马昭本有用康之念,若两相融意,司马昭在当时史上,留一段佳论耳。但于嵇康,名声就太不好了——人家灭了你丈祖的朝廷,杀了你妻的许多族人,你反倒去对方的新朝廷当官,太忘恩负义了吧?太不是东西了吧?

所以,嵇康的不能归顺,实在也是考虑到担骂名的严重后果。何况,以他的出身问题而论,当官也当不大,当了也仍存凶险。他便只能写不做麻烦制造者的保证书,没勇气写表忠信——那无疑也需大勇气。

嵇康也罢,陶渊明、李白也罢,都是当时后来文人们“层累地造出”的神话。文人阶层需要此种神话,如民间需要侠的传奇。

嵇康、陶渊明们的人生,从来不曾真的是古代文人的理想。恰恰相反,山涛与王戎的人生,才真的是古代文人们的夙愿。凡那作诗赋词撰文颂扬嵇康的文人,大抵是想入仕而久拂其愿的文人。一有机会,十之八九都想走山涛与王戎的路——这与文人们的普遍道德关系不大,实乃社会形态所决定。若古代文人可像近代的文人一样,当不成官还可当教授、作家、编辑家、出版家,所谓“竹林七贤”当时也就不存在了。即或存在,也不构成一个历史话题了——那还有什么值得论道的呢?

嵇康的死,只有一点仍具有现实社会启示性——一个好社会,应如尊重人的隐私一样,尊重人的立场选择。进言之,在中国,文化知识分子对嵇康们的同情文章少了些,肯定意味着政治开明了些;对李白的热捧文章少了些,意味着政治又开明了些;对杜甫的崇敬文章少了些,则不但意味着政治开明,而且意味着社会祥和了;而文化知识分子都带头学陶潜了,则不但意味着社会祥和了,还证明乡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更美好了——斯时,中国梦大致成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