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精神”与“士大夫精神”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学界探讨西方“贵族精神”者渐多。在西方，“贵族精神”是有专指性的——第一须是有贵族身份的人；第二在国家义务方面是恪守责无旁贷的人；第三在言行方面是能遵循贵族教养的人。

而在当时的中国，“贵族精神”每被反解为“精神贵族”；“精神贵族”又每被狭释为“文化贵族”，而一个被视为“文化贵族”的人，对于民间则必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会是一个讨厌的人。

在西方，贵族人物是否具有贵族精神，主要以第二条而论，第三条属于小节，并不求全责备。

在中国，被学界奉为“精神贵族”的古代人物，大抵是文人（严格地说是诗人），如李白、陶渊明、“竹林七贤”。

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

乃因——在大多数封建历史时期，大多数的未入仕的文人，实际生活境遇并不太好。最低的时期，地位排在娼的后边，仅在丐的前边。所以，古代的中国文人从不曾有过什么贵族精神，想要为国效力，通常也不受待见，一厢情愿而已，便只能在文化上自标清流，在言行上特立独行，以证明精神上的高蹈。

李白是有点儿“文化贵族”范儿的，因为他一度曾像西方的贵族一样，获得着皇家的恩赐的“津贴”。

俄法战争中，两国都阵亡了许多贵族人物及其子弟；“一战”中，俄德两国的军中贵族子弟也牺牲多多；“二战”中，苏、英两国的前线指挥官中，贵族人物也不少。英军中多于苏军中。本应苏军中更多的，但战前被杀者众，剩下的反而少于英军了。

中国文人阶层，总体上缺少为国家出生入死的历练，阳刚之气只能体现于诗文，也就从基因上难有西方所言的“贵族精神”。

据史家言，春秋时，各国贵族阶级都以执戈披甲为荣，视冲锋陷阵为勇，尚勇成风。

那算不算“贵族精神”呢？

窃以为，即使算，也与西方的贵族精神不是一个概念。

在《战争与和平》中，安德列伯爵因战前患病，身体虚弱，本是有理由不上前线的，但他坚持带病参战——这是贵族精神的体现；他参加的不是征服战而是国家自卫战。

彼埃尔男爵，因为近视，没被批准入伍。但他寻找到了一支枪，在法军进入莫斯科后，打算进行一个人的抵抗战争。他甚至有机会瞄准了拿破仑，可一枪毙其命。却没扣扳机，感到了暗杀者的羞耻——这也是贵族精神的体现。

法军大败，许多士兵在严寒之季逃陷于湖中，生不如死。拿破仑给库图索夫留下一信，信上有言：“看上帝分上，怜悯我的士兵。”库图索夫对送信的法国下级军官说：“请你们的皇帝放心，我一定照办。”遂下令，不许屠杀法军，对他们要尽量救助，放他们回国……

在美国进行独立战争时，年轻的法国侯爵拉法耶特不顾法国国王的禁令与英国的威胁，男扮女装，秘密赴美，以志愿者身份参战……

但中国文官阶层代代相传的“士大夫精神”，却是有几分像西方的“贵族精神”的。彼们的“贵族精神”其实是文化启蒙运动之后才较明确提出的精神概念，显示与时俱进的意味。中国的“士大夫精神”，那时作为一种阶级精神已存在两千多年了。

韩愈之《论佛骨表》，既是古代文官“谏”的精神的体现，亦是后来所谓“士大夫精神”的佐证——唐宪宗为迎佛指，举行隆重的礼佛仪式。上行下效，致使长安城内，王公士庶，争相破财，互竞信佛之诚。民间有废业当宅，烧顶灼臂而求佛保佑施福者。身为刑部侍郎的韩愈，于是上表反对，要求中止，表中多有不中听的话——宪宗认为是那样，怒甚。若非大臣们相劝，几乎杀了韩愈——但这种“谏”的精神，说到底是“忠”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