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与野史

盖中国之史学，始于《史记》。

后世修秦、汉史，无不以《史记》为据。

鲁迅曰《史记》乃“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于是自相矛盾显然。《史记》史乎？文学乎？若言《史记》是文学色彩一流的历史，问题仍在，因为“文学”之概念，不仅体现于辞藻应用水平，更体现于虚构能力；而“史”以掺杂虚构为大忌。

在鲁迅之前，尚无人用“文学”二字评价《史记》；对其评价，或也用到“文”字，但多是“文采”“文风”“文韵”之词；总之是修辞方面的欣赏，而这无关“史”之宗旨。

鲁迅一用“文学”二字，使原本“莫须有”之疑，成了挑明之惑——这是鲁迅没想到的。

偏偏，顾颉刚又发表了他的史论研究成果，认为中国之史，是“层累地造出的”——一个“造”字，史界为之大哗。这等于对《史记》也公开了自己的几分不以为然，致使对《史记》作出高度正面评价的鲁迅未免不快。

一曰“史家之绝唱”；一曰“造出的”——看法对立至极。

《史记》首先可视为史，这一点应予肯定。司马迁是严肃修史的史官，呕心沥血、索据煞费苦心，自己编造的成分几可说无。何况，老子曾任末周的朝廷“图书馆长”，周时的“官方”藏书虽遭春秋战国之兵燹，却有一部分流于民间，肯定被有心人所保存。周时既有官方图书馆，推断起来，当也必有记史制度，故民间史书资料在焉。后又经秦始皇所焚，但也只能尽量焚书，焚不掉的是民间及儒林代代相传的深刻记忆。司马氏之史，多方收集民间口口相传之前人往事，以所能拥有的典籍相对照，本着去伪求真的态度予以整理，估计大体如实。而且，要么没有《史记》，有便只能是那么产生的《史记》。

但关于黄帝、炎帝及尧、舜、禹三帝的部分，史家向来以民间传说界定。民间传说与神话有别——神话必有神的出现；若言黄帝大战炎帝有神话色彩，出现在《史记》中的尧、舜、禹三帝则基本上是去神话色彩，仿佛现实中人的帝形象。当然，民间关于他们的具有神话色彩的传说也不少，司马氏未记入史，证明他的修史观是没被误导的。

尧、舜、禹三帝究竟存在不存在呢？

我是宁肯信其有的。却也觉得，不同程度地被文学化了。如记舜帝之为人民服务的躹躬尽瘁，言其“三绾湿发”而出门礼迎上访群众；言禹治水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都使我有小说笔法之疑。“三”为实数，为什么不是一两次或四五次，而明确地记为“三”次呢？怎么就能证明肯定是“三”次呢？若仅记舜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帝，禹是一位治水劳模，这我倒很愿意信。但他们的美德都与“三”发生了实数关系，便容易存疑于世了。

似乎是从《史记》之后，“三”成了中国的一种文字现象，如“三省吾身”“三思而行”“三缄其口”“三长两短”“三言两语”“三姑六婆”“三五成群”“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在这样一些词句中，“三”是虚指，是形容。而在另外一些词句中，“三”又是实数，如《三字经》“三皇五帝”“三山五岳”“三纲五常”“三朝元老”“三打祝家庄”。

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数字，一种情况下是实数，一种情况下是形容，在阿拉伯数字的应用现象中是不会发生的——“3”就是“3”，不是“2.9”，也不是“3.1”。

这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同样是数字，阿拉伯数字的应用效果更精准。倘继续以中文数字“三”来应用，中国的数字科学是无法发展的。

再回到“3”，许多别国避讳“3”，主要是宗教影响的原因——宇宙分三界：天堂、人间、地狱。地狱在“3”级，自然与一切不好之事相关联。而中国人每以“三”来形容，乃因“三”在虚指时，不多不少，能给人以似乎较实的可信印象。还因为，“三”是平舌音的字，与其他字组合时，说起来顺口，符合声律的抑扬顿挫。古代的中国人，在修辞方面甚重视声律。有这些实际的考虑，则不避许多别国所避的“3”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