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蒙学现象

中国之蒙学现象，未尝不是文学现象。世界各国的古代都有蒙学教育实践，但能流传下蒙学读物的国家不多。中国自唐以降，蒙学逐渐发达。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和稳定，蒙学越来越受社会各阶层重视。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多是明、清蒙学读物。《幼学琼林》专设《科第》一章，有句如下：

其家初中，谓之破天荒；

士人超拔，谓之出头地。

中状元，曰独占鳌头；

中解元，曰名魁虎榜。

……

进士及第，谓之雁塔题名。

……

一旦荣登前甲，则可享受到皇帝“琼林赐宴”“临轩问策”的最高规格礼遇——此乃蒙学受重视的首要原因，也是古代孩子们发奋图强的最大动力，无非是为了实现官服加身、光宗耀祖的人生价值。一概的蒙学，皆不讳言此点，一致正大光明地予以宣扬、激励，与今天家长老师激励孩子争当学霸，誓考重点大学没什么两样。世界在许多方面变了，在某些基本方面，其实一如既往。只不过，学成了精英，出人头地的选择比古代多了。

蒙学起初是家学。家学可能由父辈亲任导师，也可请有学问的名士任家庭教师。而能做到这两点的，其家定非一般家庭，不贵则富。古时的所谓“书香之家”，未经三代以上的公认，担不起那种雅谓的。往最起码了说，那也得是“耕读之家”。“耕读之家”的家长，必是乡绅，全家人自己是绝不耕也不种的。

鲁迅和蔡元培，他们的家都曾是晚清的官宦之家，故他们都有幸接受过家学熏陶和馆学教育。鲁迅的馆学老师是资深秀才；蔡元培的馆学老师是饱学的举人。至于康有为、梁启超，也都是“官二代”。

若受家学无望，入馆学无门，则只有“凿壁偷光”“聚萤作囊”“头悬梁，锥刺股”了。

王羲之的书法启蒙老师居然是一位皇族公主，这等家教大腕，天下有几人请得起呢？

科举从教育体系的指导思想上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思想，使之根深蒂固，影响直到近当代；蒙学可谓“从娃娃抓起”，反过来使科举制度固若金汤——这是二者不好的方面。

但设身处地想一想，古代也不可能有比科举制度更公平的一种教育制度。并且，放眼世界来看，全世界的教育制度，在较公平地录取一点上，基本原则仍是科举原则。中国之科举制度，后来显然落后于别国的教育体系，不在于公平原则出了多大问题（客观论之，历朝历代在制裁教育腐败一点上，每是有腐必究的）——它的落后，主要在于教什么，怎样教；引导学生为什么学，怎样择优录取等方面出了严重问题。简言之，学科建设和评价体系长期落后。

以蒙学而论，虽然也涉及天文、地理、物性、农事、社会、历史，但只是兼顾而已，并不作为考和学的重点。并且，知识老化，每将科学与神话混为一谈，如《幼学琼林》之《天文》一章有言：

“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月里蟾蜍，是月魄之精光”；

“后羿妻，奔月宫而为嫦娥；傅说死，其精神托于箕尾。”

“箕”者，星也。后人也释指彗星之坠光。

总体而言，蒙学中“天文”之“文”、“地理”之“理”，与科学概念的“天文”“地理”区别大矣，主要是告知了与天、地有关的文字现象，如：

“旋风名为羊角；闪电号曰雷鞭”“列缺乃电之神；望舒是月之御”“望切者，若云霓之望；恩深者，如雨露之恩。”……

说来惭愧，读了《幼学琼林》，方悟近代“雨巷诗人”戴望舒，何以名为“望舒”——倘是自取，必读过《幼学琼林》；倘家长所取，其家必很重视传统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