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五次反“围剿”：中共绝境求生（第2/5页）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都贯串着运动战的思想。1933年8月，项英明确警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运动战是内战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学习。”[8]10月，中共中央致函闽浙赣省委，严厉批评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指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9]共产国际对运动战原则也反复强调。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示军事方针时明确谈道：

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10]

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发表文章阐述红军的作战方针：“假使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时，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而敌人则不得不在恶劣的环境下作战……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11]1933年8月，中央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刊发该文。9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中央苏区的主力不应参与阵地战，它们应该进行运动战，从两翼实行夹击。中央苏区要有预备力量，以对付任何突然袭击。”[12]“我军常在运动战中而不是突破敌人设防地区的战斗中取得很大胜利。应该充分利用我军的主要优势，即它机动作战和从翼侧突然进攻敌人的能力，而游击队同时从后方进攻敌人。”[13]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起码在理论上统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战理念，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14]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15]“要反对滥做支点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16]中共的这种作战方式，其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谈道：“现在我们打土匪，真面目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别多。”[17]

游击战在各级、各地的有关指示中多次被提及。早在1933年8月，中共中央在致红四方面军信中指出“极大的注意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游击区域，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18]中共领导人博古在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经验教训的总结中也不忘强调：

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游击战争的开展，非常不够，没有充分组织游击部队，有目的的配合红军作战，尤其没有在敌人的后方侧面发动新的游击区域，使敌人在四面受敌的形势中。譬如说，在北方战线上东黄陂战役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丰城东乡一带有一支像从前朱毛彭黄的游击队伍，那我们的胜利，不定更要比现在大得多。[19]

11月，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20]同月，中共粤赣省党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强调在粤赣省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同时批评各地不重视游击战争的倾向：“分兵把口还是普遍的存在着（在寻安信）。因此，更不能抓紧许多便利的条件，灵活的、广泛的在敌人侧后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21]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22]4月，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指示各地、各级党和苏维埃，“我们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23]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发表的社论也指出：“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发展游击战争，可以使敌人力量很大的分散与削弱，使主力红军的战斗得到更便利的条件。”[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