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国民党军作战基础的增进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直接相关。周恩来曾经谈道，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能出动五十万大军发起进攻和实行封锁，那是他的全盛时期”。[54]确实，和前四次“围剿”几乎一直在国内外动荡局势中进行相比，第五次“围剿”进行过程中，南京政府内外环境相对宽松，给了其从容展布的空间。

从外部环境看，长城抗战并签订《塘沽协定》后，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活动告一段落，北方的压力暂时有所减轻，此后直到第五次“围剿”结束，日本在华北一直未有大的动作，南京政府获得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积极调整对外政策，与英、美等国加强联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33年4月开始长达半年的欧美之行，并与美国订立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认为标志着“南京政府对欧美国家实行经济开放政策的起端”。[55]在加强经济联系同时，南京政府向西方国家大量订购武器装备，据中央信托局统计，1933年和1934年两年间，购买军火费用达6000多万元。[56]这些，既加强了南京政府与西方国家间的政治、经济联系，又提高了其军事装备和统治能力。共产国际军事顾问1933年初报告：“在敌人方面，武器装备的质量在不断提高，其机枪和火炮的配备程度已接近现代军队的水平。”[57]具体到实战中，国民党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后，将其装甲部队和新购德国山炮投入进攻，发挥出相当效果。粟裕回忆：“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部队一见到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58]红军两个主要军团的指挥者彭德怀和林彪都注意到：“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59]“每连有多至六挺的机关枪，至少也有一挺。我们在敌机枪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冲就是伤亡一大堆。”[60]周恩来在1934年初对反“围剿”战争作出初步总结时，印象很深的就是国民党军装备和编制的加强：

每团中的火力配备改变了。过去每营有机关枪连，现改为每团属一重机关枪连，而每一步兵连中则加多轻机关枪的数目（每连三架）。

他的部队中的非战斗人员亦大大裁减，为便于山地运动与作战。他的行军公文也减少到最小限度，增加战斗人员的比例。[61]

随着对国内地方实力派的压迫、清除和国内建设的展开，南京政府统治力量也在逐渐增强，内部形势趋于稳定。第二、三、四次“围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严重的内部纷争或外敌压迫。中共有关报告显示，第二次“围剿”时，国民党军起初也取稳扎稳打方针，后因胡汉民事件导致粤变不得不加快“围剿”行动，使红军觅得作战良机。尤其当红军首战东固时，蔡廷锴部在红军后方，红军仅有一师部队牵制，“假使此时蒋蔡北进，则我们后方受到危险非常困难，但此时蒋蔡不但未前进，并且将前进到城冈的部队撤退到兴国城（原因大概是因为广东问题发生）”，[62]使红军摆脱了腹背受敌的危险。第三、四次“围剿”期间的粤桂反蒋、九一八事变、长城事变，也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军的作战行动。第五次“围剿”中，虽然1933年底发生以十九路军为军事基干的福建事变，但由于事变很快遭镇压，蒋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对福建的完全控制。福建事变的迅速失败，也使各地反蒋力量不得不有所忌惮，此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地方实力派的反蒋公开活动偃旗息鼓。完全控制福建后，除广东陈济棠外，国民政府从东、西、北三面完成对中央苏区的包围，无论是军事展开或经济封锁都获得了更好的内外环境。尤其是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红军主力相继转移后，长江中游地区基本安定，蒋介石更可全力筹划对付中央苏区之策。1933年6月23日，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剿匪根本计划渐立，逐渐推进，期以一年，必能成功，惟时局是否许可耳。”[63]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获得了这种时机。直接在前线指挥“剿共”军事的陈诚对此颇有同感，第五次“围剿”发动之初，他在家书中表示：“此次剿匪当有把握，因蒋先生亲自督剿，无论精神物质方面，均有关系。以部队数量言，已较之以前增加十余师。而精神方面，各级经庐山训练之后，确有进步也。”[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