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燃烧的革命

1.中央苏区的党

中央苏区的发展和军事推动直接相关，武力是中央苏区创建、发展的第一推动器，这不是什么革命史话语的表述，而是当年历史的现实。因此，无论是中共的组织建设还是苏维埃政权的创立，都与军事的占领密不可分，正如红军大举进入赣西南地区后中共报告所谈到的：“党的组织的发展，是红军打来之后才发展的，毛泽东起草计划，要三天发展十万党员。”[1]虽然三天发展十万党员的说法有些夸张，却是政治力量通过军事占领大力推动的真实写照。

中共是强调组织严密的革命党，党的组织在革命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因此，建构强大的党组织是中共强化自身的必要举措。政党的组织力量虽然不能单纯用数量衡量，但一定程度的人员覆盖仍然是必要条件之一，就此而言，中共在控制区域内的数量发展远非国民党所可比拟。作为全国的执政党，国民党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迅速发展，相反在两广地区由于清党的影响还出现萎缩。就江西而言，1928、1932、1934年国民党员人数分别为10869人、16513人、15410人，增长速度相当缓慢。1935年与人口比仅为1∶722。[2]赣南的会昌县当时拥有20多万人口，1929、1930、1931年国民党员人数却分别只有216人、189人、140人，1932年后因会昌苏维埃化，国民党员人数更是急剧减少。[3]1933年底，江西邻近省会南昌的丰城、清江两个大县分别只有国民党员250人、210人，党务工作“无进展，甚至已陷停顿状态”。[4]根据同年省会南昌的调查，国民党员也由1920年代末的两千多人减少到六百来人，且“没有方法能把这几百个党员团结组织起来”。[5]不仅如此，党员的来源和结构也不合理，代表性大有问题。江西1934年的国民党党员分类统计中，农业口（含林渔牧）党员共计900人，其中业主668人；工业口党员共计56人，其中厂主27人，职员29人。[6]有产阶层在国民党员中占据绝对优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和工人比例甚低。

国民党当时是奉行“以党训政”的非竞争性政党，即便如其所说，以党训政不是党员训政，而是以党义训政，党员仍然应该是其发挥统治力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党员的数量和代表性都无法在社会上形成有效影响时，国民党组织功能的发挥自是困难重重。所以蒋介石在江西曾批评道：“现在许多党部和党员……领了经费，还不能努力剿匪工作，以增加我们剿匪的效能。那么只成就了一个纯粹的党的衙门，完全是一个假门面，失却了我们党员和党的资格。”[7]这道出了南京政府统治下国民党党组织的实况。

和国民党相比，中共对党的建设可谓全力以赴。其经典的表述是：“巩固党本身的组织，坚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最高限度的提高各级党部——从支部起——的积极性，严紧党的纪律，增加党的领导作用，成为最先决最重要的问题。”[8]对组织的高度重视使中共党员无论是数量和质量都比国民党明显高出一筹。即便是在中共尚未控制大片根据地的1928年，江西全省已经拥有中共党员4000余人，包括14个县委、1个市委、46个区委、118个支部。[9]中央苏区逐渐发展起来后，中共组织在江西急剧发展。1932年3月，苏区归属江西省辖的16个县全部建立了县委，成立124个区委、998个支部，党员发展到2.3万余人。会昌作为新占领地区，中共党员人数也达到660人，数倍于此前国民党员的数量。组织发展较为健全的公略县党员与人口比已经超过1∶30。[10]1932年7月，仅对公略、兴国、胜利、于都、宁都、乐安、永丰7县的统计，党员总数就达到13124人，其中兴国一县达4063人。[11]这已经接近国民党在江西全省的党员数。此后，中央苏区又开展大规模发展党员的冲锋运动，1933年6月，全省党员67904人，9月，党员达到97451人。[12]这实际还只是中央苏区划定的江西省范围，不包括闽浙赣、湘鄂赣、湘赣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