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恩自浅胡自深（第3/9页）

[13] 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此外，宗族兼任军事单位是殷商末年的传统。一族就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叛变或归附都是以全族为单位的。周公收编殷民，并不改变族内结构。祭祀同时兼任军事训练或演习。年轻贵族只有在祭祀时表现优异的射箭或驾车技术，成年后才有飞黄腾达的机会。

[14]这是孔子提倡的政治理想。百工是独立的政治单位，承担相当于手工业者的任务（包括极其重要和崇高的武器制造业），他们的叛变或归附具备重要的政治意义。王子带事件证明，他们的敌意足以颠覆正统君主。因此，怀柔这个阶级是政绩的体现。招徕外邦移民，证明本国政治清明，同时增加了本国的人口、技术和战斗力。盟主不仅要强大，而且需要有道义力量。如果小邦遭到侵略，应该出兵保护或帮助残民复国。齐桓公对卫国、燕国就是这样做的。亡国就是宗社香烟断绝，复国就是断绝的宗社后继有人。

[15] 这是宋襄公在泓之战当中提出的骑士原则，源出《司马法》（西周贵族战争的荣誉法典），意思是：战争的目的在于追求荣誉（相当于足球队球风好比成绩好重要），必须遵守游戏规则，年纪大的敌人即使俘虏了也要立即释放，敌人受了一次伤就不能打第二次。这样的打法才体面，不择手段追求胜利是体面人所不齿的。然而，宋襄公的敌人采取了只顾利益不顾荣誉的战法。《司马法》最终失传，只剩下其他文献间接保存的片段。只讲利益的《孙子兵法》取而代之，战国取代了春秋。

[16] 当时的赵王是张敖。他是前任赵王张耳的儿子，汉高祖刘邦的女婿。刘邦访问赵国，对赵王无礼。赵国宰相贯高及其班底认为这是侮辱赵国，要求国王为国家荣誉而报复。张敖拒绝，他们就自己动手。

[17] “全民总体战”就是全体男性从军的毁灭性战争，只有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国时期才出现。春秋时代和欧洲中世纪的战争只由少数贵族负责，与平民无关。

[18] 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战争是贵族和专业人员的战争，大多数国民不参战。法国大革命第一次采取全民动员。两次世界大战是全民战争的最高峰。

[19] 封建、多元的中国（周政）和专制、统一的中国（秦政）不能两立，其间多次反复。虽然秦始皇的胜利使后者占了上风，但周政派并没有彻底灭亡。汉初的儒家仍然激烈反秦复周。东方诸侯出于自身利益，也一再企图复辟列国并立的局面。他们并不像汉代以后的儒生和藩王那样，反对朝廷只是为了自己做大官和当皇帝：不改变体制，只想改变当权者。

[20] 轨辙，就是轨道、车辙的意思。古代的马车轮子相当于现代的火车轮子，如果轮子和轨辙不合就不能走，所以秦始皇才要统一车轮。

[21] 卫国是殷商的故国（朝歌），卫侯是周朝初年分封的最高级亲王。春秋时代的卫国人口密集、经济发达，把丰富的遗产留给了秦汉大一统帝国。钱氏吴越政权在杭、越大兴水利，促进贸易，奠定了两浙繁荣的基石，把遗产留给了宋朝。

[22] 参见《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

[23]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24] 曹操：《蒿里行》。

[25] 曹操：《蒿里行》。

[26] 韩侯少无赖，以带剑受胯下之辱。盖俗见以带剑尚荣皆贵族事，带剑而畏死者可耻之尤。

[27] 冯谖对孟尝君的主要不满是：主人给的待遇太低，不足以让他在社会上维持体面身份。如果待遇好，他就愿意给主人作出重大贡献。

[28] 苏秦在齐国，答应让齐国的外交政策配合张仪在秦国和魏国的外交政策。这段故事可能是《战国策》作者的虚构和夸张，但足以说明当时游士并不认为自己有义务忠于他们的东道主。从秦国对待游士的法律来看，他们的东道主对游士也不是完全信任的。正如共济会被认为是倾向共和派的秘密跨国团体，19世纪欧洲有许多真假难辨的流言指控他们打入政府高阶层，从事国际性颠覆活动，主要是密谋反对各国的君主制政权。杰斐逊和罗斯福都曾遭到这种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