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清流之余绪（第2/3页）

南朝历史轴线，存乎清流士大夫-流民寒人武装集团之阶级斗争。《世说新语》之阶级对话如下：

“老贼何事急急？”

“我不急急，卿辈哪得坐谈？”[50]

无武装集团欲凌驾于武装集团之上，太极内交学、舆论导向学[51]何可稍钝？二者皆附清谈而立，故清谈衰而门第尽，门第尽而金陵王气终于三百年矣。

王谢门阀之流民政策，以江表为绝对国防圈，为文人士大夫及其私属宅地专用。非我类而已自成指挥体系者，以柔道驱之上流、驱之河淮，为王障虏，无论成败，皆建邺君臣之利。王羲之奏折即此义，实则乃祖久已“做得说不得”，孽孙偏取“说得做不得”，显系技巧衰退，琅琊门第乏才，宜陈郡谢氏太极学代兴。

流民诸帅不过无文，岂皆白痴？蔡豹、郭默，前车共鉴。抱血诚而万里归义、怀怨毒而反戈内向者，前后相继。祖约之淮西集团、苏峻之海岱集团、姚襄之秦凉集团，皆侯景之先驱。桓氏之雍荆集团、宋武之北府（徐州）集团、齐高之青齐淮北集团、梁武之樊邓集团，终置马棰于拂尾之上。

名士之太极、舆论二学，亦与时俱退。谢晦之易君蹈死，较清谈伴友谢傅（谢安）、简文（司马昱）之从容默契，相去万万。谢朏[52]之举烛默耳，唯求自保耳。迄于梁陈，名士化为膏粱，久矣不知“五十年练笔”为何物，目“五分钟作画”为作秀现场，是以洋相百出，为武夫所嗤。子山（庾信）受梁武帝特达之知，守朱雀桥，据皇城要津。以“江南多好臣，岁一易主”定理，因应政变，乃名士基本功、相业之根芽。卫主破贼，名垂竹帛固无不可；顺天应人，以儒门看家本领“愚君政策”，令彼入我范围，其功亦属不细。而子山乃坐床食蔗，摆足顾荣、谢艾羽扇纶巾，王氏兄弟临白刃而不动之造型，不意羯胡一矢及蔗，修心功底尽露，主帅弃桥狂奔，三军解体，武帝饿死台城。王褒侍元帝，临危以速降为奇策，署家奴以自免。王克迎湘东王师，北来降人（身即夷狄之畔臣）王僧辩有“甚苦，事夷狄之君”之讥，乃不知所答。百年卿相智不及武人，“重人物”之江左人物衰弊，时也数也。梁亡则南朝气尽，陈家与蛮夷共治；一统则关陇与河北争，江东不与。华夏之余烬名存实亡，文中子志建邺平毁[53]，哀礼乐也。

舆论政治开辟门阀政治，舆论领袖由学阀而政阀，唯华夏有之。六朝门第非如钱穆所云“弃儒入道法”，实则门第自身及其命脉——家风家学家教皆儒学“贤人主义”“道德舆论主义”“礼乐价值观”“政治伦理家族化”逻辑终点。“王氏青箱学”集儒化家族五百年之大成，“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唐式家族”“差序格局”“多子偏好传宗接代主义”皆凝固于魏晋，大异秦汉原子化小家庭及其节育主义，唐人掠其美（或恶？）。[54]废秦刑典，用周变秦，亦于魏晋之间。王郎之拒曹公，儒化刑政之最后胜利也。唐人通盘继之，无所创益，面目迥异汉狱纯用秦政、文法吏自成阶级与儒生齐，列朝于唐仅补缀耳。

儒学和平演变，唯有自政治表层深入社会家庭日常生活，始能牢不可破。貌似抛弃政治者，实为民间设想转为既成体制，已失争议价值。无此日常儒学及其家族传承主义，华夏未必不效罗马，沦为地理名词，奉山河于用通古斯语、信佛教，以普六茹、树洛干为习用姓名之新邦。成败臧否，殊亦难言。

附注：

六朝门第有“社稷之忠”理论，大意敷陈“晏子不死君难”说，以为君主有二身：死社稷者，社稷之臣从之；死私怨者，私属腻友从之。为士人者，自署于私属之列，不知廉耻也。南朝之多“好臣”于“岁一易主”之日，不断运用上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