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恒产者：始于宾师，止于私属

衰周游士之盛，以“客”为载体。“理想主义者”系列，以颜、孟徒子徒孙居首，唱“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梁惠王上》），甚至虚拟“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战国策·燕一》）之“儒家辉格史学”，借以支持“道尊于势”；而以“现实主义者”苏、张纵横之流立场，游士之尊原本无甚高义，端在列强恶性竞争一事。“客”阶级利益有赖于“劳工阵线集体行动”维持，“道统”“恒心”于我何有哉！孟尝君之“主客劳资最低待遇标准纠纷”[27]，平原君之“主客劳资最低荣誉标准纠纷”，苏、张牺牲东道主之“共济会互助阴谋论”[28]，虽非史实，但皆有所本。游士之名誉，已不甚佳。“士”原有高尚之义，“儒”本有博古之义，其后乃有“君子儒”“小人儒”“通儒”“陋儒”之说，可见“无恒产者”毕竟多无恒心，理想主义标准不为多数人设。[29]

于是“法西斯主义者”踵“现实主义者”之弊而兴，视游士为蠹首：非但不能肩负道统，复三代之盛，反而自成特殊利益集团，卖君于上，病农于下，大为治道之忧。明王不能除灭而廓清之，不足以为道。名法之盛，即徵舆论气候将转，“理想主义者”泥足已现，祸将及身。

儒生虽能合纵关东豪杰，诛灭狂秦，所得不过“皮洛士胜利”[30]。亲儒者败，反儒者兴，风会难移。孔门抱先王之礼器，与陈王同尽。陈余以儒者之身，步武襄公仁义之师而亡全赵。项氏以仁柔好名而自毙，鲁儒独以弦歌拒汉。田横徒有义士，关河终属无赖。萧相以文法吏师秦制，汉家宅咸阳以临关东，意态显然。

醇儒所恃者，仅存先王之礼乐（即“一切正人君子联合起来消极抵抗，不承认一切非周政，不予暴力政权合法性”）。儒生非有殉道之诚，不能常守。不幸此术亦为区区叔孙通廉价卖与汉家，以博微官。鲁二生之心，亦犹田横岛三千死士初闻“拒我纳匪”，无奈“道义扫尽”，唯有高歌《龙的传人》以泄恨。

道统系于游士，游士系于宾客，宾客系于列国，形势如此。大一统之局难破，“和平演变帝室”“剧秦美周舆论战”不足以复三代之盛。汉儒主要业务终不过好梦一场。惠帝仁柔，不驰游士、结社之禁。文景清静，偏急游侠、妖言之诛。孝武尊儒，而用酷吏兴大狱锄豪强，皆以破“战国社会形态”，批量生产“秦政散沙社会”，可谓成始皇未了之愿。窦相淮王诛死、推恩令行，即“彻底扫荡关东游士”总动员令。一时“列侯豪杰死者数万”，公卿不敢养客。卫青自庆宾客乏人，不致蹈田窦故辙。陇西李氏好接死士，功高不赏，阖门俱尽。太史公亦故老旧家，天然同情历史残余，不能正确认识历史大方向，怨望主上遇以倡优，平阳歌姬之徒早知其不得善终。

“制度决定论”，汉儒早知之矣。东方朔作赋、扬子云答难，皆以天汉之“混一六合”为士难之源，零丁反复，教导后辈接受现实：“夹起尾巴做人”“谨慎是勇敢的第一元素”“贫贱者理应为砍头灭族机会减少而庆贺”。

然则游士显然并未因此而绝。唯一变化在于：自许负道统、行王道之“理想主义型”游士渐灭，谋青紫、思坐食之“现实主义型”游士暴增。儒生为相始于公孙弘（“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列传》），其谨慎避祸之心不下于卫大将军。然求啖饭所之恶客蚁附蝇趋，虽以公孙子之长于厚颜，亦无如之何。何况政治专制化、社会平民化双轨并进，虽脱粟布被亦甘之如饴者势必有增无减。东京常规，“经济型”宾客取代“政治型”宾客，马援、窦宪皆以客垦荒、经商，生利自给，不类西京门客皆政客、剑侠不事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