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时代的异乡人托克维尔的问题意识与中国人的问题

历史著作有两种：单纯考据的历史，为政治哲学服务的历史。二者差异之大，不亚于乾嘉之学和义理之学。前一种著作针对文科的专业技术人员，后一种著作针对公众或外行读者。波舒哀、伏尔泰、麦考莱、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勒、汤因比、哈耶克、凯恩斯影响最大的著作都属于后一种，在考据意义上都不合格；但公众的世界想象和历史图景几乎完全由后一种著作塑造，“资治通鉴”而非“为学术而学术”才是他们重视的价值。在他们的伟大体系中，政治哲学构成无所不在的磁场，历史材料仅仅是看得见的铁屑，沿着看不见的磁力线自动归位。证伪某些材料对整个体系几乎没有影响，因为可以自动归位的铁屑数不胜数，随时可以更替而无须改变任何重要论断。

这种体系的唯一替代物就是其他体系，而不是任何高度精确的材料。它们就像地图，肯定有简化和歪曲的地方。惟其如此，才能为异乡人指路。一幅处处精确得“跟王国一样大的王国地图”，即使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里，也毫无价值。如果某种体系不能满足你，你需要的替代品应该是更有指示性的地图，而不是更精确的地图。例如，你可以得到更有用的汽车交通图，但它肯定会拉直和简化山脉河流的真实形状。

托克维尔的著作无疑属于这种体系。它们可以列入绝对主义和近代早期的历史著作，但意义不大，因为思辨和分析太多而原始材料太少，不符合历史技术员的期望。托克维尔真正的知音都是广义的社会学者或政治学者，希望“通古今之变”并从中获得启示或洞见而非可靠的事实。洞见是经验和直觉的产物，不能证明只能领会。读者必须分享作者眼中的世界图景，对照自己心中的世界图景，以古证今，才能资治通鉴。如果仅仅根据表象划分“某某主义”“某某派别”，就会消泯醍醐灌顶的启示，而后者恰恰是这种著作的真正价值所在。如果你把猫咪和金鱼划为自由派，把老虎和鲨鱼划为保守派，得到的结果就会是这样。

从图书馆分类学的意义上说，托克维尔属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者，但这种僵硬的说法没有什么价值。从问题意识和世界图景的角度看，托克维尔跟斯宾格勒和韦伯有极大的可参照性——他们有相近的出发点，跟麦考莱和哈耶克却颇有些貌合神离——他们只是有相近的敌人而已。在麦考莱的世界图景中，自由与文明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希望的种子正飞向万国和后世；专制和野蛮只是待开发的资源，并不是值得考虑的竞争对手。在哈耶克的世界图景中，自发秩序是达尔文的杂草，虽小而能大，虽弱而能强；理性设计是荒野中的凡尔赛花园，只要得不偿失的干预之手稍稍放松，就会被荒野吞没。然而，托克维尔、韦伯、斯宾格勒的世界图景是：自由与文明的最佳状态已经结束或是很可能行将结束，粗鄙的同质化沙漠注定要淹没百花齐放的绿洲。托克维尔把这种未来称为“民主”，韦伯称之为“铁笼”，斯宾格勒称之为“群众的无形态政治”。如果托克维尔显得比较乐观，原因主要在于他的参照系是早期美国，而韦伯的参照系是战时普鲁士，斯宾格勒的则是晚期罗马。

托克维尔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各等级共治（封建主义或贵族政治）的旧欧洲经过绝对主义国家（王权削平贵族，实现初步平等化），最终步入大众民主制（群众消除王权，实现全面平等化）。如果我们用热力学第二定理的框架观察历史，就会看到熵增（同质化取代异质多态）过程的不可逆性。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混合成一杯温水，是自然的趋势。两杯温水自发演变为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是不可能的。同样，身份不平等的各等级演化为身份平等的同质化群众，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因此，抗拒平等化无异于抗拒全能上帝的意志。明智之士只会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想要平等的自由（美国），还是平等的奴役（拿破仑）？而如果想要前者，应该注意学习什么历史经验？以上这两个问题可以概括托克维尔的全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