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宋魏相争 十七 拓跋濬的中兴（第2/3页）

这时司徒陆丽进言道：“高允虽然深蒙陛下宠待，但他家境贫寒，妻子儿女都无以为生。”

拓跋濬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早说，今天看朕提拔他了才说是吧！”当时就带领群臣一同前往高允家中探视。

高允毫无准备，当然是“原样奉呈”在皇帝面前。拓跋濬几乎不相信眼前的景象，这位朝廷大员的住宅居然只是茅草盖顶、几间平房，再无其他漂亮的建筑了。走进屋中，只见炕上堆的是麻布被子、粗陋棉袄，厨房里也只剩一些咸菜。拓跋濬对众人叹道：“自古以来清贫之人，恐也莫过于此啊！”便赐他丝帛五百匹、粮食一千斛，并任命他的长子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即刻上任。高允多次上表推让，拓跋濬根本不理他，并且更加重视高允，对他不直呼其名，而尊称为“令公”。皇帝起了头，其他人有样学样，从此“令公”美名，远播四海。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在高允的时代，北魏还是实行百官无禄制的，一般官吏有家产的还好办，否则就必须另找谋生手段，才能养家糊口，这也是北魏初期官吏多贪的原因之一（其实即使是高俸禄，高待遇，又何尝不是贪者居多呢？）。高允家里穷，所以一直让自己的儿子们上山砍柴，用以自给。这样一位清到根子上的官员，没有人会不肃然起敬吧。

高允在南北朝时期是寿命极长的一位，他从拓跋焘时起就受召为官，一直活到拓跋濬的孙子、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元宏在位时期，屡次告老还乡而不得，享寿九十八岁而终。所谓“无欲者长存”，高允的一生正是最好的注脚。

对于各地官员，拓跋濬的措施是对治理的成果进行考核，强调赏罚分明；对于平民百姓，他也很愿意搞“形象工程”，每年都要下到地方上去观察了解风土人情，多次下诏减轻免除不必要的赋税和徭役。就这些举动而言，他几乎不像是出生于戎马大漠的鲜卑部族，倒更像一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汉人皇帝。

太安元年（公元455年），他派遣尚书穆伏真等人巡行各地州郡，下诏明确指出巡查的目的：

“农不垦殖，田亩多荒，则徭役不时，废于力也；耆老饭蔬食，少壮无衣褐，则聚敛烦数，匮于财也；闾里空虚，民多流散，则绥导无方，疏于恩也；盗贼公行，劫夺不息，则威禁不设，失于刑也；众谤并兴，大小嗟怨，善人隐伏，佞邪当途，则为法混淆，昏于政也。”

不管是地方上出现哪种问题，归根到底都是当地官员的渎职与疏忽，需要惩罚、罢黜，甚至处死；各方面都符合标准的，执政优异，予以褒奖。同时地方上有冤屈的，有罪行的，可以向巡查申诉；如果巡查收受贿赂，断察不平，则可以上诉到皇帝这里来，严厉杜绝官官相护的现象。巡查的效果不错，扫除了不少地方上的积弊。

北魏在拓跋濬的治理下从起初的一片萧条渐渐转向兴旺。最明显的一点变化，是头几年各地零星的叛乱活动，到其统治后期几乎绝迹了。为了进一步缓和矛盾，安抚广大人民群众，拓跋濬恢复了被拓跋焘取缔的佛教，信佛的人当然是开心得不得了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经历的破坏算是最多的，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每次倒下之后的重建，反而比以前更加兴旺发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复佛后的第二年，拓跋濬骑马出巡，忽然一头撞上一名和尚。和尚害怕，连呼“罪过”。拓跋濬喝退上去抓人的左右侍从，对他笑道：“此乃吾马识善人，哈哈！”他认定这是上天要他结识的牛和尚，便把和尚迎入宫中，奉以师礼。

这名和尚的确是个高僧，他法名昙曜，因为听说皇帝开禁，所以就恢复身份，从中山赶往京城。拓跋濬喜欢听讲佛法，常召昙曜入宫详谈，说到激动处，自然动了心。在昙曜的鼓动下，他仿效敦煌的莫高窟，在平城西面的武州塞（今山西左云至大同西）凿山开窟，一共五窟，分别镌建一尊佛像，这便是今日大同云岗石窟的前身——昙曜五窟。自此以后北朝佛教日益兴盛，成为名副其实的佛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