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宋魏相争 六 太武灭佛（第2/2页）

拓跋焘在即位之初并不排斥佛教，他也喜欢与德高望重的僧侣交谈，探讨一些与统治有关的问题。然而佛教势力发展过于迅猛，佛教徒人口增加，拓跋焘在军事战争中日益感到人力的缺乏；另外佛教进入中原后也吸收了谶纬学说，搞一些神秘理论，妨害到了皇帝的权威。

拓跋焘对于佛教的印象，由好变坏，还有两个人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一个就是崔浩，他笃信道教，对于佛教的学说很厌恶，常常在拓跋焘面前诋毁佛教，说佛教虚妄之极，危害世人，应当取缔。另一个人是寇谦之，此人也是道教徒，却吸取了佛教的思想和理论，建立了一套新的学说，并将其整理成经书，献给拓跋焘，宣称这是神仙所授。拓跋焘很是推崇，他的新年号“太平真君”，便来自寇谦之经书中的一句话：“辅佐北方太平真君”，可以说是将道教定为了唯一的国教。

拓跋焘渐渐疏远佛教，太延四年（公元438年）他就曾下诏，命五十岁以下的僧侣全部还俗，以便能够征役讨伐北凉；为防止僧人寄生民间，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他发出禁令，上至王公，下至普通百姓，一律不得私自豢养僧侣以及巫师，有这些情况的，限期遣送官府，过期不送，一经查实，僧侣处死，主人灭门。

从这一系列的政令中可见，拓跋焘在长安所发的灭佛令并非突如其来，而是北方佛道两教之争的一个必然结果。

长安的政令对于北魏境内佛教势力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不过执行的过程中也不是毫无阻碍。鲜卑上层人士多信奉佛教，他们以太子拓跋晃为首，尽力维护佛教的利益。拓跋晃虽下令焚毁了大量寺庙佛塔，却也有意放缓了执行法令的时间，暗中保护一些僧侣逃脱性命，并收藏了一些经文和佛像。太子与拓跋焘在宗教问题上认识的差异成为几年后的宫廷变乱的诱因之一。

佛教遭殃，人心惶惶。拓跋焘继续巡视关中地区，大军经过长安、盩厔（今陕西周至东）、陈仓（今陕西宝鸡东）、雍城（今陕西凤翔东南），每到一个地方，就大肆收捕杀害与盖吴有关联的汉、氐、羌、屠各等各族叛民。接着，魏将乙拔率军在卢水胡的大本营杏城大破盖吴军，盖吴的军队溃散。拓跋焘满意于战事，从关中选了一批能工巧匠，就回驾平城。

尽管如此，关中陇西地区的叛乱依然此起彼伏，没有停息。不久，盖吴重新在杏城聚集了兵马，自称秦地王，召回了一些躲在山林中的旧部，重振旗鼓。这次拓跋焘采取了两面夹击的策略，一方面派永昌王拓跋仁和高凉王拓跋那统领长安以北的军队南击盖吴，另一方面从关东的定、冀、相三州（今河北南部地区）发动两万士兵，驻扎在长安南山的谷地中，防止盖吴逃逸。面对一个小小的盖吴，北魏的军队围追堵截，无所不用其极。

盖吴很快败于拓跋那的军队之手，他只身逃匿，其二叔则被活捉。众将建议把盖吴的叔叔送到平城邀功，唯有长安的镇将陆俟提出不同意见。

陆俟认为：“长安险固，民风膘悍，盖吴一日不除，长安就一日不得安宁。如今盖吴潜逃，如果不依靠他亲信之人，谁能捉住他？不如收买他的叔叔，许诺对他和他的家人免罪，放他去追盖吴，必有收获。”

众将不以为然地说：“贼党已散，只剩盖吴一个，能逃到哪里去？”

陆俟道：“各位没见过毒蛇么？不斩断其首，他就还会作乱（与崔浩的想法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盖吴生性狡诈，若能逃脱，其称王造反之心就不会死，那样只会更加危害社会。各位放心，如若放了他的叔叔而不回来，我自当承担罪责！”

拓跋那赞同陆俟的计策，便放了盖叔叔，与他约定时间捉拿盖吴。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叔叔果然提着盖吴的脑袋来到魏军营中，陆俟的深谋远虑也得到了众人的交口称赞。拓跋仁的军队又讨灭盖吴的余党白广平、路那罗等军队，盖吴领导的大起义在北魏的连番军事行动与高压统治政策之下，被彻底平息，前后坚持时间将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