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洁与阶级（第2/4页）

即便对于普通的工人阶级家庭，人们也逐渐认为，其忽视了教育与宗教原则，助长了懒惰习气，家长们白白糟蹋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经济学家约西亚·塔克哀叹道：“普通人纵情于酒色。女人们站街揽客，传播疾病（即性病），直到她们自己腐烂至死……男人们的恶行则难以言表：男人与女人都从不工作，他们把一切都耗在恶习上。”约翰·菲尔丁说，父亲们通常死于酗酒，母亲们时常将她们的女儿卖给妓院。因此无需惊异，女孩们“经常因为生计而沦为妓女，甚至在她们拥有生理的欲望之前”。那些进入兰贝斯收容所的女孩被告知，让她们脱离堕落的环境，其实是“教导之方，让你们知晓宗教、诚实、节制、贞洁、勤劳、克己，比你们亲生父母的教育方式要好得多”。基于类似的缘由，这家慈善机构在1761年决定从此以后只接受孤女，它的管理者们已经受够了允许父母探视女儿所造成的“巨大不便”。接下来的一年里，女孩们与其亲属的一切联系都被极大地削弱了。在1764年，最终它“规定孩子们的朋友不得以任何借口进来探视”。其隐含的意思即是，只有与她们不健康的出身完全隔绝，这些孱弱的女孩们才会发生良好的转变，摆脱背德之举与堕落之习（参见彩图10）。在该世纪末，马尔萨斯即断定贫穷与“人格之道德败坏”密不可分：“我们可以很容易想象，肮脏的贫穷，尤其是再加上懒惰，此种状态最易致人淫乱。”如果哪个女孩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简直就是一桩奇迹”。

正是这导致了性交易的流行与多样，不过人们也并不难提出其他的解释。“在我看来，声称妓院与红灯区充斥着出身于穷苦劳工的妓女，乃是错误的。”桑德斯·韦尔奇反驳说。他自己的父母就曾是穷人。更容易沦入此道的是“那些出身稍微好一点的孩子”，她们接受的教育好高骛远，或者她们被习得的虚荣所腐化，极易蹈入毁灭之路。威廉·多德同意，生计当然会迫使女性出卖自身，但同样常见的因素是，“她们的父母疏于教育，其中有些人竟莫名其妙地花好些钱把孩子送入寄宿学校，他们认为如果孩子只学一门手艺的话，实在与自己的身份不符”。

类似对于中产阶级之贫乏的关注也广泛见于文学作品。在18世纪中期，大多数虚构的妓女角色出身于较为体面的阶层。在亨利·菲尔丁的笑剧《劫中劫》里面，希拉莱特假装成一名妓女，说她与她十五个干着同样营生的姊妹都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女儿。荷加斯同样认为这是“共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人们有一句口头禅为“伦敦妓女多是牧师之女”。在《抹大拉之家忏悔者列传》（The Histories of Some of the Penitents in the Magdalen House）中，第一个到来的被收容者是“埃米莉”，是个出身于西南部贫困牧师家庭的孤儿，她第一次被诱奸发生于她服侍绅士之时。另一位广为人知的女主角“是一个行伍之中的绅士之女，接受了博雅的教育，却因为种种不幸而陷于贫穷与匮乏”。根据抹大拉之家自己的宣称，其典型的被收容者乃是“父亲的掌上明珠，而其父亲在生活上则是一位优雅与体面的人士”。因此至18世纪末，人们倾向于将卖淫视为两个阶级的堕落女子的被迫之举：来自穷苦劳工阶层的女孩，以及“贫穷商人的时髦女儿，或生计堪忧的牧师之女”。

结果是，这造成了一种假设，即任何忏悔院都应包括至少来自两个阶级的被收容者：“那些出身卑微、家境贫寒的”，以及“那些更有教养的”。更缜密的规划者如约瑟夫·马西即强调必须有更为细致的区分。每一阶级的人独处一屋，其劳动、衣着、饭食以及未来期望皆有所分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