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利与性趣（第2/3页）

自利同样也是任何慈善事业之普通捐助者的动机所在。一个普遍的事实乃是，所有组织化的慈善事业皆蕴含着一种权威对于弱者的掌控。曼德维尔在1723年已描述了“一种最大的动机，它……被小心隐藏，我指的是命令与指挥所带来的满足感”。在18世纪下半叶，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公开承认甚至赞赏。正如我们曾看到的，长期以来，性慈善机构的被收容者们被形容为无助的孩童，资助者们则被看作她们明智而仁慈的家长。1759年一位牧师说，一个妓女好比“一只可怜而无辜的动物……深陷困境”，只有一个更有力量的慈悲者才可以解救她。她的拯救者则好比天使：他们的慈悲让太阳失色，他们的行为“真正地合于天意”，他们是“天堂的管理者与代理人”。洛克医院的捐助者会收到一张绘制的证书，其中忏悔的妓女被动人地描绘为一个年轻端庄的罪人，而捐助者的善举则被等同于基督般的仁慈与力量。

17.洛克医院的捐赠证书

这不仅是一种抽象的理想。在所有的慈善机构中，人们都设想任何一个需要慈善救助的“对象”应亲自接触某位捐赠者，由他来决定她的命运。“董事的名单会不时地发布，”一份关于收容妓女的提议评论道，“女人们当然会争取得到其中某些人士的推荐。”而在洛克医院，任何想要入院之人必须得到某位董事的推荐，并且它还规定，“优先考虑那些捐助额最大的推荐人”。相似的原则也适用于兰贝斯收容所，在其中，“守护者按照各自的捐助数额而享有不同的推荐权利”。这类设想可以自然而然地被有产者接受，因为他们重视社会与性的等级，并且他们也习惯于赞助和服从（参见彩图8）。

出于相似的原因，上层人士的捐赠十分关键，因为这可以起到宣传的作用，并且还能吸引其他有教养或将变得有教养的社会人士。在18世纪下半叶，随着更多的慈善机构竞相吸引人们的注意，此种时尚性就成为了成功之关键。1782年，兰贝斯收容所吹嘘其资助者是王后，而其董事长则是首相诺斯勋爵。洛克医院则发展为福音派信仰的一个中心，它与卫斯理家族以及亨廷顿伯爵夫人赛琳娜之“上流徇道宗教徒”的圈子存在着密切联系。1783年，年轻的威廉·威尔伯福斯在其礼拜堂参加复兴宗的布道时，第一次经历了信仰转变。1787年，他作为一员参与了洛克医院之姊妹机构洛克收容所的创立，专门收容女性忏悔者。

最具吸引力的性慈善机构乃是抹大拉之家。它的礼拜堂是一座展现仁慈的公共舞台，旨在吸引大人物、善良者以及好奇之辈。它的精心装潢既突出地纪念了那些尊贵的捐助者，也采用了当下最时兴的室内设计（“贴着哥特式壁纸”，霍勒斯·沃波尔在初次参访时赞叹道）。其最大亮点则是多愁善感的牧师与诗人威廉·多德每周的公开仪式。

多德年轻而英俊，并且至少在起步之时不名一文——这是18世纪一个典型的渴求成功的牧师。抹大拉之家正是他扬名出头的好机会，于是他无耻地利用其在两性问题上的天赋，发表了一系列文字，并在文中嵌入匿名的书信，并宣称其来自于心怀感激的忏悔者。同样，在布道文中，他预设的听众完全不包括浪荡子与勾引者，而只是那些无辜、放荡的妓女。“现在看看你们的悲惨结局！——噢，望着我，并且看看什么会让你们欢欣鼓舞！瞧瞧这些褴褛衣衫，遮不住我的病体……看，因为饥饿与痛苦，我的舌头贴于上堂……噢，看我如此地绝望与放纵……宽恕我，宽恕我，仁慈的天父！”1769年，苏格兰长老会成员亚历山大·卡莱尔在参加了一次多德的仪式之后，非常震惊于它的粗俗（其经文来自《马太福音》5.28，“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于是他向会众厉声“谴责这座机构，谴责这个牧师的演说，说这完全有悖于良善风俗，是基督之城的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