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荡子登场（第4/5页）

在那儿完全放开，您不会辜负一打阳具和一打美酒。”

“就这样吗？”公爵夫人说道，“唉，天啊！”这个娼妇说。

“干脆给我后门的钥匙，我宁可跟脚夫与车夫搞，

而不是被丘吉尔与杰明虐待。”

他同样无情地描写了国王本人与另一名情妇内尔·格温：

他的王权与阳具一样长，

而她可以一面摆动着一根，一面玩弄着另一根……

可怜的君王！他的阳具有如宫廷中的丑角，

因为能带来愉悦，所以左右着他……

他跟一个又一个妓女滚作一团，

真是个开心的君主，可耻又可怜……

你得相信，只有时间才能告诉你

忙碌的苦命人儿内莉要费多大劲，

用她的手、指、口与大腿，

才能让她喜欢的人达到高潮。

这种堕落行为的影响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恐惧，担忧其传染到整个社会。正如另一位诗人对查理二世的批评：

你这个卑劣的榜样毁掉了整座城市，

所有人都在嫖娼，不论是老爷还是乡巴佬。

娶个老婆就是埋个私生子的祸根，

根本没有婚生子，出来的全是孽种。

你和你的家族，尽是杂交的货色，

我们再也不会见到一个纯种的幼崽。

尽管存在着这种焦虑，但因为这种风气的引领者是一拨身处高位之人，还因为其可免于惩罚，因此王政复辟时代的浪荡之风，还是极大地提升了性放纵在社会上的声誉。距离宫廷与首都很远的地方，放荡的理想被视为一种时尚而得到人们的辩护。正如17世纪60年代一名莱斯特郡的男子在强奸一名女仆并致其怀孕后，满不在乎地为自己辩解道：“这可是当今的时尚……本地最上等的绅士如今都在自己屋子里养着一个妓女。”

这种日益放纵的趋势正是1688年以后移风易俗运动所针对的目标。

尽管这一运动实际上将精力集中于下层社会的罪恶，以及有关性自由的时髦论述，但它还是导致了人们对于男性纵欲态度的转变。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见，18世纪早期，人们已经普遍相信性风俗的堕落如此流行，以至于试图对个体进行教化已无法将其根除，更不用说靠强制力了。惩罚性罪犯如今看来，不过是一种表面缓解罢了。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某些个体选择或堕入邪恶，而是男性，尤其是那些上层男性普遍缺乏道德。乔纳森·斯威夫特在1709年写道，那些人压根儿就不怎么考虑道德，以至于“任何一个……跟你说他去嫖娼或说他得了淋病时，其若无其事之态有如提到一则公共新闻”。几年之后，《卫报》评论说，一个生活时尚的男人渴望贞洁已经“变得可笑”。虽然偷情者与诱奸者仍然受到罪恶感之折磨，但这种烦恼可以很容易克服。如今，在“时髦之士”中间，“羞耻感与愧疚感的约束已经因风纪大坏而土崩瓦解”。

此种悲观主义早已存在于很多早期道德家的看法中，不过在18世纪前期，它又获得了全新的力量。当时的语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性戒律的理论与实践如今前所未有地严重崩坏了。除此之外，性放纵获得了一种新的辩护理由，它瓦解了基督教的一种根本预设，即男人与女人根本上要为他们的道德行为承担个体责任。作为对世界更具经验化理解之一部分，思想的平衡开始从自由意志的传统视角，倾斜到更重视自然与社会中非个人化与结构性的力量，后者似乎才真正驱使不同性别、不同阶级的人们各行其道。

这种历史进程，以及纵欲观念之兴起，逐渐创造出一种有关男性设饵、女性上钩的强大话语。许多世纪以来，人们一直将女性的欲望与夏娃的原罪联系起来，此女是恶魔的同谋，据说她的弱点以及对亚当的色诱预示了后世女性的奸诈狡猾。如今，所有这些消极态度一并转而指向男性。早在1706年，丹尼尔·笛福就说：“在我们对于性欲的普遍追求中，恶魔乃附身于男性而非女性。”亨利·菲尔丁也认为，“为了猎取美丽与贤淑之女性，每一种手段，每一种圈套”，男人“在如今无所不为”——“此种最卑劣的诡计与背叛难道不是每每派上用场吗”？女人则相反，“她们很少误入歧途，除非受到男性的诱导，她们被男性欺骗、腐化、背叛，并常常被引向毁灭，不论是身体还是灵魂”。“男人，”一位批评者在1754年直截了当地说，“他们总是勾引者与诱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