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与罚（第2/3页）

这一趋势的一个结果，即是人们逐渐怀疑妓女究竟是否有罪。这并不意味那些女性不再遭到骚扰、逮捕与监禁：权力的均衡依然对她们不利。不论如何，这毕竟是一个显著的进展，扭转了数个世纪的法律传统，并且——至少在原则上——给予了她们前所未有的权利。到了18世纪中叶，人们已经坚定地认为妓女卖淫本身不应当受罚。在1750年左右，小说家兼治安法官亨利·菲尔丁将此视为一种弊端，必须马上革除。虽然“法律以前是另一副模样”，他有些沮丧地写道，但如今已不可能只因为妓女拉客以及她们普遍的“猥亵之行”而对其施加惩罚。1770年，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约翰·菲尔丁爵士通过一个议会委员会确认，存在“很大困难去惩处那些罪犯，因为如今的法律不允许，一如妓女这类人在任何法律规章之中几乎都可以逃避制裁”。一代人之后，公共道德守护会发现，甚至公开拉客，以及“妓女……走上街头满口污言秽语”都可以不受司法管制。

在19世纪，仍然不断有人试图纠正这一明显缺陷，但他们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这表明法律之根本假设已经完全远离其前现代的源头。1822年的《取缔流氓法》短暂地恢复了詹姆斯一世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所有妓女……如不能为自己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将被视为无所事事及妨碍治安分子”。但两年以后，另一项法案重新确立了以下原则，只有确实妨害治安，才应受到惩罚。19世纪60年代通过的三部《传染病防治法》授权警察可以在特定的军事区域鉴别出“卖淫”的女性，然后强制登记。这一批准与管制卖淫的制度结果引起了极大争议，而在一次全国性的运动之后，这部法案于1886年被废除。

最后也是最显著的变化是，对于妓女与老鸨的惩处法律呈现出式微之势。直到17世纪末，对于这类罪犯的诉讼仍然非常普遍与有效。在17世纪70年代早期，首都每年可能有四百或五百名妓女在主要郊区被开庭审理，占到所有罪犯的四分之一。到了17世纪90年代，改革社团的力度更大，尤其是在伦敦城内，其每年都要使数十名妓院老板被判刑。然而在18世纪前半叶，诉讼的数量持续下降，到了世纪中叶，法律实际上已经不再处理此问题。1748年，霍尔本新来的高级警员桑德斯·韦尔奇雄心勃勃地试图恢复法律这一功能，他亲自起诉了伦敦三个名声最坏的妓院老板：“明星”妓院的彼得·伍德，“王冠”妓院的伊丽莎白·欧文以及“葡萄串”妓院的安妮·艾弗莱特，都在斯特兰德。他自己手下的小警员充当证人。另外，还有大约一百名妓女在这一年遭到指控，其中有人还被多次指控。然而无人被定罪。

这更加值得注意，因为在18世纪早期的时候，老鸨与妓院还面临着越来越大的敌意。当时的流行做法是低调处理妓女自身的个体责任，而严惩背后的唆使者。首都的妓院同样被挑出来，作为抢劫、盗窃及严重不法行为的重要源头。结果就是，18世纪中叶出现了更大的努力以根除这一问题。1752年，议会通过了一部新的“法案以更好地阻止盗窃与抢劫……并惩罚那些经营非法场所的人”，意在解决法律上的困难。其宣布最常见的诉讼策略不合法，并提供高额奖励，强制教区承担诉讼费用；但其效果却微乎其微。1758年，桑德斯·韦尔奇已经是一名治安法官，他对于法案甚至没能够打压“公开与无耻的妓院”而感到沮丧。也是在同一年，尽管桑德斯自己孜孜不怠，但在拥有七十万人口的整个伦敦市内，可能只有不到十或十五起针对妓院的成功行动。接下来的十年中，这一法案对于改革风俗的新社团而言同样失去了效用。因此到了18世纪晚期，即便还有同情者的支持，有狂热者的努力、私人的慷慨资助以及定制的立法，但都已无法有效地压制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