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制与伪善（第2/2页）

一些年之后，当道德改革运动也采用这种方法时，就必须努力克服对此的怀疑与敌意。甚至其支持者也需要一再确认检举如今乃是为上帝工作，“不论多么声名狼藉，现在其又出现了，但其中有些是恶魔的代理人，满腹心机地陷害别人，养肥自己”。虽然检举不道德行为之人不应该接受奖金，但贪婪的气味已很难驱散。“确实应该忏悔，”这些社团在1709年承认说，“有一些卑鄙邪恶之徒……向罪犯敲诈，有时还向老实人勒索。”检举邪恶是荣耀的，伦敦大主教1724年承认，倘若“一个心怀不轨之人混入其中，打着惩治邪恶与亵渎的幌子来为一己谋私，那也不必吃惊”。不过，大多数评论者可没这么宽容。记者爱德华·沃德写道，制裁淫行毋庸置疑“是一项值得赞美的事业”，但它已经堕落得“臭名昭著”，因为其依赖的是贪婪的检举者，“他们通过肮脏的手段生存，像大便上的苍蝇”。甚至性监管名义上的支持者也逐渐对这种卑鄙手段大失所望，忧心其完全建立在褊狭与堕落的基础之上。这一计划以良好意图开始，乔纳森·斯威夫特说，然而彻底堕落为“一种养肥检举者的职业，那些人是最卑鄙的无赖小人，例如警员和破产的店主”。

淫荡而伪善的改革者，因此成为了18世纪戏剧中一个常见的滑稽人物。在玛丽·皮克斯的滑稽剧《不同的寡妇》（The Different Widows）中，改革者德洛尔先生是一个伪善的傻瓜，他的妻子很鄙视他。有一次他被发现与一个年轻女人同床共枕，于是被迫坦白“有很多次，当我斥责邪恶的时候，我自己已经被引诱了”——所以许多“美丽纯洁的违法者”最后都上了他的床，而不是进了感化院。乔治·法夸尔的《恩爱夫妻》（The Constant Couple）塑造了一个年老的市议员斯莫格勒先生，他吹嘘自己对抗邪恶的努力，即使当他与声名狼藉的卢维尔夫人私通时。当她快被说服的时候，他宣示了真理：“我早就是一个偷情者，我还没有我看上去一半的虔诚。告诉你，小坏蛋，为什么我要伪装成这个样子，因为我们的神圣都是外在的，都是伪善。”在另一出戏中，主角是一个典型的“淫荡之克星”，市副议员德赖弗先生，他承认“私底下我自己爱着一个少妇”，而他的改革社团则对妓女与小偷进行敲诈勒索。

这类嘲讽作品追随的是一种悠久的文学传统，这种传统把清教徒与其他狂热分子描写为伪装者与误导者。这一传统在18世纪之所以获得生命风行一时，正因为其唤起的道德异议显得越来越合理。道德改革者们不仅公开歧视底层罪犯，而且他们越来越公然地采用各种唯利是图的手段，甚至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拒绝同流合污已经没有意义，祛邪会的一名宣传家1804年写道，因为“耗子只能被白鼬在洞中捕获，邪恶只能在它的洞穴中追踪，那就得变得跟它一样”。结果便是，很多批评者发现妓女与监管她们的人之间在道德水准上没什么差别。沃德在1700年嘲讽道：“一个现代的祛邪者”乃是“一个最需要具备这种恶行的人，此人一无所用，除了像皮条客一样，依靠别人的淫行为生。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真心祈祷这个世界越变越糟，这样就能让他活得舒服，也让恶魔心满意足”。一百多年后，西德尼·史密斯以同样的观念批判了祛邪会：“那些人，他们的职业就是逮耗子，他们也热爱逮耗子；灭虫者欣喜地抓住虫子；惩治者欣慰地发现他的罪恶。最后来的人很快就变成了和先来者一样的生意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讲道德，或为他们各自的邪恶存于世间而感到痛心。”

5.一首幽默的歌谣（献给“所有改革的朋友”），说的是一个所谓正直的反对派牧师之下流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