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肆 第十二章 “维新派”和革命党，登场！（第2/6页）

带头的这两位，一个叫康有为，一个叫梁启超。

康有为，广东南海出身，人称南海先生，当时主要职业是经营一家名为“万木草堂”的私学校。

此人才华可谓卓越，一部《新学伪经考》名满天下，让他一跃成为晚清公共知识分子领袖，不过人品极差，纵观其一生，大到投机钻营卖国，小到嫖娼不肯给钱，这位老兄都有份儿。

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时为万木草堂首席弟子。虽说是康门学生，但论才华这人绝不逊色于康有为，而且人品也要好得多，因此在很多时候，他都是以老师助手的身份出现在公众视线的，而公众则也习惯将他们合称为“康梁”。

康梁这次带着举子们联名上书，史称“公车上书”，这在你初中历史教科书里有，属众所周知的历史常识。

不过众所周知的东西有时候未必就是真相，正如同我们朗朗上口的鲸鱼其实并非鱼类一样，那名垂青史的所谓“公车上书”，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

按照康有为或者教科书的说法，这次5月2日的公车上书是失败了的，因为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定局为由拒收他们的“告皇帝书”。

这当然是在扯淡，要知道当时上书求再战的举子又不是康门一户，其他学生士子也有写血书搞串联的，事实上就在5月2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僚学子关于中日之战的上书15封，在之后的一个星期里，经他们手代奏的求战条陈足有20余封之多，在这些帖子中，不乏言辞激烈程度远超康梁那“告皇帝书”的文章，因此要说都察院单单跟他康有为过不去，是没有道理的。

真相是康有为在都察院衙门口跪了半天后，猛然顿悟，觉得两国战端已成定局，自己上书也于事无补，更何况那么多人都在上书，自己就算把这文章写得妙笔生花也不过是个随大流的举动，根本无法脱颖而出。

所以跟梁启超私下一合计，还不如回家睡觉得了。

不过对外肯定得捞个好名声，于是就大肆宣传说因为自己文章写得杀伤力太大，都察院的官老爷们不敢收，所以就只能作罢咧。

由于当时信息流通很不发达外加康有为确实有点小名声而且清政府也的确像是会干出这种事儿的角色，故而士子们都信了康梁的鬼话，就这样，康南海的名声如同涨停板的股票，蹭蹭地往上蹿了去。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无论是衙门不鸟还是康有为压根就把联名书给私扣了不交，其结果都是一样的——士子们的再战请求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在马关条约尘埃落定，战败事实不可能再发生变更时，大家又表现出了第二个反应——学日本。

不得不说这时候的中国人民确实符合勤劳勇敢善良好学这八字美德，尽管大清败了，尽管大洋彼岸的日本孩子都会拿石头丢清国商人了，但此时此刻在大清国内，却几乎没有仇日情绪，虽然为昔日学生所败终归有些令人懊悔不爽，可是绝大多数的读书人却并不恨日本，非但不恨，反而还很清醒地认识到，应该向日本学习。

比较巧合的是，这一回打头阵的，仍是康梁这票人。

所以我说康有为这人才华还是很卓越的，至少他在当时

不过具体怎么学怎么改，哥儿几个一时间还没个详细计划。而就在他们加班加点正琢磨的时候，南面出大事了。

当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一个叫孙文的医生带着一干弟兄，准备在广州发动暴乱，推翻大清朝廷，史称乙未广州起义。

孙文，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父孙中山，我相信不知此人的家伙应该不多。

自从上次马尾海战，孙先生就对大清的无能孱弱产生了极大的失望之情，不过当时他仍是在“扶清改革”和“灭清革命”这两项之间呈纠结状，而且更倾向于前者，因此在清光绪十九年（1894）时，孙文上书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提出改革国政建议——“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