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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为奇,这种使学生或许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乃至一定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的教育,自然会日渐发展,以适应其不断增加的人数。这些人中,有些是已经得到财富但尚未得到身份的人(例如凯恩斯的祖父),有些是其传统身份有赖于教育的人(例如贫穷的新教牧师和报酬比较丰厚的专业人员的子弟),更多的是较不为人尊敬、但对其子女抱有很大希望的父母。作为入门必要初级阶段的中学教育成长迅速,其学生的人数从增加一倍(例如比利时、法国、挪威和荷兰)到增加五倍(例如意大利)不等。19世纪70年代晚期到1913年间,保证学生能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大学,其学生人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大致增加了三倍(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变动不大)。事实上,到了19世纪80年代,德国观察家已经在担心大学录取人数已超过经济体系对中产阶级的容纳度。

对“上层中产阶级”——比方说,1895—1907年间跻身德国波库地区最高纳税阶层的五个大实业家[22] ——而言,其问题在于:这种一般性的教育发展,并未提供充分的身份标记。可是,与此同时,大资产阶级不能正式自绝于较其地位低下的人,因为它的本质正是在于它的结构必须接纳新分子,也因为它需要动员或者至少需要安抚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以对抗活动力日强的工人阶级。[23] 因而,非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坚持说:“中产阶级”不仅在成长,而且规模异常庞大。德国经济学巨擘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认为,他们占了总人口的1/4,但是他不仅将“收入不错但不顶多的新官员、经理和技师”包括进去,也将工头和技术工人涵盖进去。桑巴特的估计也差不多,他认为中产阶级有1 250万人,而工人阶级则有3 500万人。[24] 这些估算数字基本上是可能反对社会主义的选民人数。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一般认为构成“投资大众”的人,从宽估计也不会超出30万之多。[25] 总之,真正根基稳固的中产阶级分子,极不愿意欢迎较低阶级加入到他们中间,即使这些人衣冠楚楚也无济于事。更典型的情况是,一位英国观察家草草地将下层中产阶级和工人一律归为“公立小学的世界”。[26]

因而,在大门敞开的各体系中,非正式但明确具有排他性的圈子必须确立起来。这件事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办到。1870年以前,英国还没有公立小学教育(在此之后的20年,上小学还不是义务性的),1902年以前,英国尚未设置公立中学教育,除了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古老大学外,也没有重要的大学教育。(苏格兰的制度比较广泛,不过苏格兰毕业生如果希望升迁发达,最好是能在牛津或剑桥大学再拿一个学位或再考一下试。凯恩斯的父亲在取得伦敦的学位以后便是如此。)1840年起,英国为中产阶级兴办了无数非常名不副实的所谓“公立学校”,其模范为1870年众所公认的9所古老学校,它们已成为贵族和绅士的养育所(尤其是伊顿公学)。到了20世纪最初10年间,公立学校的名单已增加至64—160余所(视排他性或势利的程度而异),这些或昂贵或较不昂贵的学校,声称其目的在于将学生训练成统治阶级。[27] 许多类似的私立中学(主要位于美国东北部),也旨在培育体面或者至少是富有人家的子弟,以便他们接受私立精英大学的最后锤炼。

在这些大学中,正如在许多德国大学生团体中,私人协会如学生俱乐部或更有声望的美国大学学生兄弟会(Greek-letter Fraternity,指北美各大专院校的自治互助会组织,通常都采用能表达其目标或理想的希腊字的前几个字母为名称)又吸收了甚至更具排他性的群体作为补充——在古老的英国大学中,其地位为寄宿“学院”所取代。因而,19世纪晚期的资产阶级是一种教育开放和社会封闭的奇异组合。之所以说“开放”,是因为有钱便可入学,或者甚至有好的成绩便可入学(通过奖学金或其他为穷学生所想的办法)。之所以说“封闭”,是因为大家都了解,有的圈子平等,有的圈子不平等。这种排他性是在社交上的。德国大学联谊会中的学生愿意为了决斗而醉酒受伤,因为决斗可以证明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是绅士而非平民。英国私立学校地位的微妙等级,是以那些学校彼此在运动场上的竞技输赢来决定。美国精英大学的团体,至少在东部,事实上是由运动竞技的社交排外性来决定,它们只在“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内部举办各种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