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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文化遗产，是它为各类少数精英所兴办的西式教育。因为，少数因此具有读写能力的幸运者，可进而发现一条升迁捷径，亦即承担教士、教师、官僚或办公室工作人员等白领工作。在某些地区，他们也可能出任新统治者的士兵或警察，他们穿着统治者的服饰，并接受他们对时间、地点和内政的奇异想法。当然，这些人都是具有行动潜力的少数精英，这便是为什么这个甚至以人类的一生寿命来衡量也是相当短暂的殖民主义时代，却会留下如此长远影响的原因。丘吉尔曾经说过：在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整个殖民主义经验（由最初的占领到独立国家的形成），也不过就是一个人的寿命那么长，这的确是个惊人的事实。

依附性地区对主宰它的世界又有什么反作用呢？自从16世纪起，异国经验便是欧洲扩张的一项副产品，不过，启蒙时代的哲学观察家，往往将欧洲和欧洲殖民者以外的奇异国度视为欧洲文明的道德测量器。拥有高度文明的异国，可反映出西方制度的缺点——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 ）所言——而尚未受文明干扰的异族，则往往被视为高尚的野蛮人，其自然而且令人钦慕的举止正说明了文明社会的腐化。19世纪的新奇之处，是欧洲人越来越认为非欧洲人及其社会卑下、不可取、薄弱、落后，甚至幼稚。它们应该是被征服的对象，至少应该是必须接受真正文明教化的对象，而代表这个唯一的真正文明的，是商人、传教士和一队队携带枪炮、烈酒的武装士兵。在某种意义上，非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个唯有靠武力和军事科技才能生存的时代，显然不太具有力量。堂皇壮丽的北京城，可曾阻止西方野蛮人不止一次的焚烧抢掠？式微中的莫卧儿帝国首都，一个在萨蒂亚吉特·雷伊（Satyajit Ray）的《棋手》（The Chessplayer ）中显得如此美丽的城市，又何曾抵抗住英国人的进攻？对于一般欧洲人而言，这些地方已成为他们轻视的对象。他们所喜欢的只是战士，最好是那些可以招募进殖民地军队的战士［锡克教徒、廓尔喀人、柏柏尔人（Berber）、阿富汗人、贝都因人（Bedouin）］。奥斯曼帝国赢得了勉强的敬意，因为它虽然已趋没落，却还拥有足以抵抗欧洲军队的步兵。当日本开始不断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后，它才逐渐被欧洲人平等视之。

然而，也就是这种紧密的全球交通网络，这种可以轻易踏上外国土地的情形，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西方世界和异国世界的冲突和交融。真正认识到这两点并加以思考的人并不多，虽然在帝国主义时期确有增加，因为有些作家刻意使自己成为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他们包括以航海为业的知识分子［比如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和最伟大的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士兵和行政官员［比如东方通路易·马西农（Louis Massignon）］，或殖民地的新闻从业者［比如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不过，异国事物已日渐成为日常教育的一部分：在卡尔·梅（Karl May，1842—1912）那些深受欢迎的青少年小说中，想象中的德国主角漫游于美国的蛮荒西部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世界，有时也溜进黑色非洲和拉丁美洲；惊险小说的恶棍中，已出现了不可思议但权力无边的东方人，如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小说中的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英国男孩所读的廉价杂志故事中，也塑造了一个富有的印度人，他操着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奇怪的半吊子英语。它甚至已成为日常经验当中一个偶然但可预料到的部分：野牛比尔（Buffalo Bill）的“蛮荒西部”（Wild West）表演，以其充满异国情调的牛仔和印第安人，于1887年后征服了欧洲，而在越来越考究的“殖民地村落”或伟大的万国博览会中，也可看到这类展览。不论其原意为何，这些奇异世界的剪影都不是纪录片式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一般而言都加强了“文明人”对“原始人”的优越感。它们之所以充满帝国主义的偏颇，乃是由于——如康拉德的小说所示——异国世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联结，主要是通过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正式或非正式渗透。从实际的帝国经验当中借来的日常用语，多半都用在负面事物上。意大利工人把破坏罢工者称为“crumiri”（北非某个部落语）；意大利政客将南方的投票部队唤作“ascari”（殖民地原住民军队）；“caciques”原本是西班牙南美帝国的印第安酋长，在欧洲则成了政治头子的同义词；“caids”（北非原住民酋长）指的是法国的帮派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