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第4/10页）

但事实上，除去爱尔兰那样的全面灾难之外，吸引大多数人注意的苦难——许多人都认为程度日益加重——是城市和工业区的苦难，那里的贫民不像农村那般消极地挨饿，也不像他们那么不显眼。他们的实际收入是否下降，仍是历史上有争论的问题，尽管如我们所见，城市贫民的一般处境无疑是恶化了。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种类的工人之间，以及各个经济时期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再加上统计数据方面的缺陷，使这些问题很难得出肯定的答案。不过在1848年以前（英国也许在1844年以前），任何显著的普遍改善都不曾发生，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肯定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当罗斯柴尔德伯爵夫人佩戴价值150万法郎的珠宝出席奥尔良公爵的化装舞会时（1842年），正是布赖特（John Bright）这样描述罗奇代尔妇女的时候：“2 000名妇女和少女唱着圣歌走过街道，这是非常独特、非常令人吃惊的场面。这支奇异的队伍走近了，她们是可怕的饥民，面包被狼吞虎咽地吞食下去，其状难以形容，即使那些面包上几乎沾满了泥土，也会被当作美食吞下去。”[15]

事实上，在欧洲广大地区，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可能都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恶化。不仅（如我们所见）城市设施和社会服务无法与城市轻率而又无计划的发展同步，在1815年到铁路时代来临之前，货币工资（经常是实际工资）趋于下降，许多大城市的食品生产和运输价格也随之下降。[16] 那个时代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悲观论调，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时间差之上。但除了这种时间差之外，光是饮食习惯从前工业时期的传统三餐，变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的不加重视或无钱购买，就足以导致营养恶化，恰如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可能导致健康恶化一样。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而且当然也是上层、中等和工人各阶级之间）在身体和健康上的特大差异，显然都是因为这一原因。法国和英国的统计学家，特别重视研究这一课题。19世纪40年代，维尔特郡（Wiltshire）和拉特兰（Rutland）乡村雇工（未必是一个饱足的阶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要比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劳工的预期寿命高1倍，但那时，仅举一个例子来说，“直到手工业改用蒸汽动力之前，亦即直到18世纪末，在谢菲尔德（Sheffield）刀剪业中，还不知道什么叫作磨工病。”但到了1842年，因罹患这种疾病而翻肠呕吐的工人比例，30多岁年龄层中有50%的人，40多岁有79%，50岁以上更达100%。[17] 此外，经济上的变化使广大劳工阶层发生了转移或取代，这种变化有时对他们有利，但更多时候是使他们感到悲哀。广大居民群众因尚未被新的工业部门或城市吸收，仍旧永远处在一个贫困无告的底层，甚至更多的群众，被周期性的危机推向失业深渊，这种危机几乎不可预测，它们既是暂时性的，也是反复发生的。一次这样的经济萧条，可以使博尔顿（1842年）或鲁贝（Roubaix，1847年）2/3的纺织工人失去工作。[18] 20%的诺丁汉（Norttingham）居民，1/3的佩斯利（Paisley）人口，实际上可能都是贫民。[19] 像英国宪章主义那类运动，因其政治上的软弱性，会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但一次又一次的严重饥荒——压在千百万劳动贫民身上不堪忍受的重负——又将使它一次次复活。

在这些一般性的冲击之外，还要加上特殊类型劳动贫民所面对的特殊灾难。如我们所见，在工业革命初期，并没有把所有劳工都推进机械化的工厂中。相反，在少数已机械化和大规模生产的地区周围，增加了许多前工业革命的手工业者、某些种类的技术工人，以及家庭和作坊的劳工大军，工业革命常常改善了他们的处境，特别是在劳动力长期短缺的战争期间。19世纪20和30年代，机器和市场的无情发展，开始把他们甩到一旁。在这样的过程中，独立人变成了依附者，人则变成了“人手”。在经常是极其苛刻的条件下，产生了许许多多丧失社会地位、贫困无告，以及忍饥挨饿的人群——手织工、网状织物编织工等等——他们的处境甚至使多数铁石心肠的经济学家都感到恐惧。这些人并不是技术不熟练或愚昧无知的下等人。类似在19世纪30年代被搞得七零八落的诺里奇（Norwich）和邓弗姆林（Dunfermline）织工，过去通过谈判确定的“价目单”已变成废纸片的伦敦家具制作工，已沉沦于血汗和工场泥淖、变成流浪无产者的欧洲大陆技术工人，以及已丧失其独立性的手工业者等等，这些人都曾经是技术最熟练、教育程度最高、最能自立的工人，是劳动人民的精英。[5] 他们不知道，他们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自然，他们会寻求出路，甚至更自然的是，他们会抗议。[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