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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巴黎后不久，宫崎的愿望实现了，美国和中国被文部省追加为允许暂住的国家。但是由于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中日战争爆发，宫崎不得不放弃到中国进行考察研究的计划。在法国的生活平静安稳，1938年，他延长了在当地的居留时间，横穿大西洋经由美国，于1938年（昭和十三年）8月19日，时隔两年半后回到祖国。仅仅两周后的9月1日，以内阁直属的国策机关的近卫文麿首相为总负责人的东亚研究所成立，京都大学的东洋史研究室也被委托进行研究工作，这最终将宫崎引上清朝史研究之路。

1939年正月，宫崎接受东亚研究所为期两年的委托，以为“清朝官制与官吏选拔制度”为题进行研究，下一个委托研究是作为“异民族的中国统治策略”的一环的“清朝的中国统治策略”。作为成果，其著作《科举》以及论文《清朝国语问题的一方面》是他在战争末期等待出征、可能成为遗作的精神准备下完成的，两者都在战败后才公开发表。《科举》现在改题目为《科举史》，被收入平凡社的东洋文库。1936年写成的《科举——中国的考试地狱》（中公新书，即后来的中公文库）是另一本书。

满洲民族建立的王朝——清朝将占压倒性多数的汉民族置于统治下，其中央政府采取一种双重体制，即主要官员中的满人与汉人人数相同。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但是，至于两者之间如何沟通、用何种语言，几乎没有被提及。宫崎的《清朝的国语问题的一方面》（全集第14卷）率先阐明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清初内阁同时作为翻译机关，将满文翻译成汉文，汉文翻译成满文，制成满汉合璧的文书。而到雍正帝之时，特别是在成立军机处后，内阁的权限移往此处，在此满文的文书用满文处理，汉文的文书用汉文处理，不再需要翻译。宫崎阐明了这个变化过程。

东亚研究所委托的下一个题目是“中国的边境统治策略”，这里所指的边境是在边境居住的异民族。宫崎负责其他人都不承担的清朝的西藏统治政策。清朝将西藏纳入管辖范围是在雍正帝统治时期，雍正帝即位之后，他一直居住的藩邸被改建为喇嘛寺、赐予西藏等事情，留在了宫崎的记忆中。东亚研究所委托的下一个题目是“英法联军的北京占领事件”，1943年（昭和十八年）他发表了《从中国方面的史料看英法联军的北京侵入事件——特别是主战论与和平论》（全集第16卷）。

如此长期致力于清朝史研究的宫崎深感熟读清朝基本史料的必要，忆起先师桑原骘藏的教导，他开始通读可以被视为《资治通鉴》续编的《十一朝东华录》。从最初开始阅读，经过康熙朝读到雍正朝的时候，他发现所写的内容和事件非常有趣。创立了军机处的雍正帝、派远征军到西藏将其纳入保护的雍正帝，他们看起来是分别不同的人物，但在逐渐对准焦点后，雍正帝的人物形象便浮现出来。读完《十一朝东华录》中雍正朝部分的宫崎就此中断阅读，开始搜集关于雍正帝的资料，在文学部陈列馆的书库的一隅邂逅了卷帙浩繁的《雍正朱批谕旨》。

发现由十八函一百二十册构成、朱墨二色套版印刷的《雍正朱批谕旨》后，他像着了魔一般地埋头阅读，在协助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安部健夫推动共同研究班的同时，他一气呵成写出了作为岩波新书之一出版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这些情况在《〈雍正朱批谕旨〉解题：其中料价值》的“序言”中被生动地描写出来，这里不再赘述。

以流畅易懂的文字写成的《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后的1950年春出版了。虽然不是最畅销的书，但深远地影响了关心中国的广泛人群。今日试着重读此书，“对基督教的誓言”之中雍正帝对苏努一家坚决的宗教镇压以及“忠义超越民族”中在满洲民族王朝统治下的年羹尧与曾静的笔祸案件给人留下了特别新鲜的印象。宗教、政治与民族问题也正是在现代世界史中最为重要的题目。另外，“独裁政治的界限”的末尾，雍正帝那令人落泪、充满善意的政治由于采用独裁君主制的形式，不但得到的回报出乎意料地少，还产生了与预期相反的效果等带有总结的地方，即使在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今天还是被视为警世之文。